鲁迅的朋友和敌人.docxVIP

周扬 1932年11月，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浙江宁波人邱九如以“芸生”笔名创作了长诗《汉奸的供状》，在《文学月报》第4期上发表。为了讽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芸生在诗中使用了大量侮辱、恐吓甚至下流的语言，比如“X你的妈，当心，你的脑袋一下就会变做剖开的西瓜”，鲁迅看后认为有批评的必要，便以致《文学月报》编辑周扬一封信的形式，即著名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指出“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要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似的。……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表达了鲁迅对《文学月报》类似文风和导向的批判，其目的是确保“左联”斗争的正确方式，使其既拥有充沛的战斗力，又具有端正的文风。作为主编的周扬，鲁迅的信于他而言是一种批评和期望。 这封信被周扬发表在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刊》第1卷第5、6期的合刊里，随后，周扬以貌似缄默的方式向鲁迅的意见提出挑战，把鲁迅推上了矛盾和论争的焦点上。1933年2月3日“左联”的刊物《现代文化》就出现了公开反驳鲁迅的文章，即《对鲁迅先生的〈恐吓和侮辱绝不是战斗〉有言》，讽刺鲁迅“带有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色彩”，“无形中已对敌人陪笑脸三鞠躬”。1934年《大晚报》指责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这使鲁迅感到“左联”内部的复杂性，有人存心与他暗中为敌。1935年鲁迅对萧军和萧红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35年鲁迅在给学生萧军的信中写道：“那个杂志（即《文学月报》）的文章难作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作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我真好像见鬼，怕了。”此信中的“同道中人”暗指“左联”的党团领导周扬等人。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一文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由此可见周扬势力对鲁迅的内部斗争，也可以看到鲁迅所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 当时“左联”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每期都要寄给鲁迅、茅盾等领导人。但其中有一期未寄，鲁迅找来这期刊物，发现其内容是总结1934年全年工作的报告，其中对“左联”工作中的缺点提得很尖锐，作为领导人的鲁迅却一无所知。1935年1月26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表示不满：“这里的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的一文不值，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1935年9月12日，鲁迅在给胡风的信中写道：“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绳索，由一个公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而我回过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四条汉子”的称谓，明确表达对周扬的反感：“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另外，鲁迅很看好萧军《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帮助出版，并为之作序。此书出版后，周扬写了一篇书评，对其多有指责。鲁迅对此较为生气，在上文中他又对徐懋庸说：“……现在我们的人，对一个新出的作家的很有意义的作品，百般挑剔，而对于资产阶级作家，却很客气，这不是同那奴隶总管一样的么？” 自此，鲁迅与周扬的矛盾公开化。 “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 在鲁迅的眼中，周扬将“左联”渐渐演变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完整的权力结构，不允许异端的存在，他竭力建立个人权威，志在做“文坛皇帝”。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根本上还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193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促进了抗日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萧三写信给“左联”，认为“左联”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建议解散“左联”，建立新的文学团体。周扬等人认为“左联”存在“左”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应解散“左联”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鲁迅赞成组建新的文学团体，但不支持解散“左联”，理由有如下几点：1.“左联”是革命文学青年们用鲜血和生命战斗来的，解散“左联”意味着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原则。2.由“左联”的外部力量或上级而不是“左联”的成员决定它的存亡，本身是不能接受的。3.“左联”的作家们还很幼稚，同资产阶级作家讲统一战线，有丧失独立性的危险。得知“左联”不得不解散后，鲁迅提出发表一篇解散“左联”的对外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以避免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