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常何墓志铭》补遗.docx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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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常何墓志铭》补遗 常何是唐初的著名将军之一。这两部唐代书籍都没有传记。这些故事只能写几个故事。虽然很难记录,但很难看到它们。1944年,陈夤恪先生撰《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曾引用李义府撰《常何墓碑》,用以论证玄武门之变中常何之作用。1952年,陈先生又于《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节录《墓碑》,指出:李义府撰《常何碑》文“久佚,然为最佳之史料”(《岭南学报》第12卷第1期)。现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常何墓碑》写本照片,作跋于次,祈批评指正。 《常何墓碑》写本尾残,不见立碑年月。《墓碑》称:“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广平县开国男李义府撰”。李义府,唐高宗时宰相,两《唐书》有传。《旧唐书·李义府传》载:“高宗嗣位,迁中书舍人。永徽二年,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高宗将立武昭仪为皇后,义府尝密中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男。……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墓碑》末有云:永徽“六年八月,反葬于故里”。则李义府撰常何《墓碑》当在永徽六年(655)八月至显庆元年(656)之间。 《墓碑》称,常何“其先居河内温县。迺祖陈留之境,因徙家焉,今为汴州浚仪人也”。祖父常岑,“齐殿中司马”,祖母郑氏。父绪,“朝散大夫”。《墓碑》又称,贞观十二年,何为右屯卫将军,上奏云:“微臣属会昌之运,遂叨荣轩陛;臣父遇可封之日,尚沉沦家巷。不胜私愿,乞预朝班”。太宗降“荣亲之典,授公父朝散大夫”。则常绪本为里巷庶民,子贵亲荣,从授官职。 《新唐书·马周传》称,“(常)何武人,不涉学”。《墓碑》载,常何幼时“习行阵于通庄,植旌旗于曲陌”;稍长,“倾产周穷,损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隋末,“乡中豪杰三百余人,以公诚信早彰,誉望所集,互相纠率,请为盟主”,“共禀公言,咸遵指授,训戎习武,阐义弘仁,尊卑叶同,垒壁严固”。可知常何实一介武夫,浚仪之土著庶族豪强,乘隋末大乱,招集“豪杰”,结坞堡于乡里以自保。其出身及少年时经历,与同县王伯当、东郡卫南之徐世相类似。 《墓碑》载:“李密拥兵敖庾,枕威河曲,广集英彦,用託爪牙,乃授公上柱国、雷泽公”。按“敖庾”,指洛口仓。李密说翟让取洛口仓,《通鉴》系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6)二月。同月庚子(十九日),李密称魏公,“大开幕府,肇启霸图”,“鳞羽毕萃,草泽无遗”(魏征撰著《李密墓志》语,《墓志》载《文苑英华》卷948),常何之归李密,似在此时。又据《新唐书·李密传》载,“密率骁勇常何等二十人为游骑”,参加了击败隋军主力、歼灭张须陁部的重要战役。《通鉴》系这次战役于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十月庚戌(二十七日),战争的地点是荥阳大海寺附近。据此,常何以李密亲将参加瓦岗起义军,应在大业十二年(617)十月二十七日大海寺之战以前。 李密封诸将皆为郡公,其赐勋至上柱国者有翟让、孟让、黄君汉、裴仁基和常何;为柱国者有孟畅、裴行俨。若以上柱国、柱国各为一级,则常何属第一等。更为重要的是,常何在上列诸将中,属于嫡系亲随,是现有资料中可以确认为最早归附李密的将领。 李密降唐事,《隋书》、两《唐书》本传的记载,均较《通鉴》简略。《通鉴》卷186唐高祖武德元年(618)九月,李密兵败偃师,渡河奔王伯当于河阳后,载李密“引诸将共议”,李密开始打算“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遭到诸将的反对,进而提出降唐的计划,似乎得到了将佐们的一体赞同。不过,事实上除“从密入关者”外,“密之将帅州县多降于隋”。这个矛盾,《通鉴》本身无从解答,《墓碑》却为我们提供了新资料。据《墓碑》,一、“天历有归,圣图斯启”,常何“料安危之势,审兴亡之迹,抗言于密,请归朝化”。密“一听指南之筹,便从入(西之)议”。说明降唐之计,最早出自常何;二、途中,“诸将希功,咸规反噬”,即不少将领不仅反对入关,而且有不利于李密的意图;三、“唯公独昭峻节,孤檀(擅?)贞心,扶翊于颠沛之间,备御于兵戈之际”,密能“竞奉谒丹墀”,“实赖于公”。只是由于常何的坚持,李密才能实现降唐的计划。当然,《墓碑》不免有虚饰之词,但常何赞成并努力实现李密降唐计划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正因如此,唐高祖不仅保留了李密给予常何的封爵“上柱国、雷泽公”,而且授予“清义府骠骑将军”(据《新唐书·地理志》,清义府属华州华阴郡)的实职,成为唐王朝的府兵将领。 李密桃林之叛,《墓碑》亦可补史籍之缺漏。唐高祖遣李密绥抚山东,意在招纳李密旧部,故以王伯当为副,贾闰甫随行;常何“以本官随密”,本旨亦同。桃林之叛,《通鉴》系于武德元年十月庚子(二十九日)。时,贾闰甫谏阻不从,奔投熊州;王伯当谏阻不从,愿从死命。常何“流涕极谏”,军败降隋。常何之忠于李密,仅次于王伯当。后,太宗尝问李密所长,常何对曰:“魏公雄武绝人,有霸王之略”。正反映他与李密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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