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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故乡》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 小说《故乡》，篇幅不长，却极为鲜明生动地刻画了闰土、杨二嫂与“我” 等人物形象。作者是如何塑造这些形象的呢？这些形象的刻划又具有怎样深刻文学意义呢？本人试图通过对比方法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杨二嫂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形象，她是一个农村市镇上的小商贩。 在“我”的孩童时期，年轻时杨二嫂她终日坐在店里，擦着白粉，以姿色招徕生意，“买卖非常好”，人称“豆腐西施”。 20 年后她不但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细脚伶仃的圆规”，而且变得更加势利贪小了。为了从“我”的搬家中捞点东西，不惜无中生有，曲意奉迎， 说什么“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大大”，“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为了一个狗气杀，竟凭空栽赃诬陷，这些都是病态社会的反映。 在小说中，杨二嫂是作为陪衬人物出现的，杨二嫂的尖刻自私衬托了闺土的憨厚朴实。通过杨二嫂更深刻广泛地暴露了旧社会的腐败残酷，连借色相招徕生意的“豆腐西施”也挤压成了泼妇式的“细脚伶仃的的圆规”了。 杨二嫂则是一个尖酸刻薄、自私贪小的不幸乡镇小市民的代表，“我”是一位对故乡、对人民充满爱，对农民命运、出路深为忧虑的进步知识分子。这三个人物在那动荡的社会里都有着共同的不幸，这就是整日为生活的劳碌奔波。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精神追求：闰土、杨二嫂追求的仅是物质生活的满足或眼前的利益； “我”这位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则是理想的人生、理想的生活；既不赞赏“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赞赏“别人的辛苦恣雎而生活”，而赞赏一种“为我们所 未经生活过的”生活。应该说，在精神方面，闰土、杨二嫂是麻木的。 另一方面闰土、杨二嫂与“我”的生活经历又是不同的，这是形成他们各自思想性格的基础。闰土和杨二嫂都生活在农村或乡镇，地势的偏僻、闭塞、愚昧、落后以及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和帝国主义文化的侵蚀和毒害，使他们成了灵魂扭曲的一代。二十年前，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天真烂漫的农家少年，是一位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然而时隔二十余年，却成了木偶人，外貌上、精神上都发生了深刻巨变，再不是富有朝气和生命活力的少年，而是一副形容枯干、饱经忧患的模样：小毡帽变成了破毡帽，“先前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不仅如此，精神上也就得衰老、迟钝、麻木、迷信；同样，杨二嫂也经历了由外形到精神上的巨大变化：原来是“豆腐西施”，也比较招人喜爱，但二十年后，不仅变成了“圆规式”的丑陋人物，而且沾染了不少坏习气。对别人常是一番恭维，继而公然索取，索取不成便讽刺挖苦，最后顺手牵羊而至于栽赃陷害。在这一点上，她与闰土的沉默寡言、勤劳善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令人憎恶。但她仍是与闰土一样的不幸人物，她同样是那是个日益衰败的畸形社会的产物，同是反动阶级的精神毒害和生活压迫的结果。这两个人物都程度不一地反映 了旧中国农村日趋衰落、凋零和农民备受剥削和压迫的历史真实，反映出时代的推移和那个动荡社会的面貌，从而揭示了“改造旧社会”的严峻性和紧迫性。鲁迅笔下的杨二嫂和闺土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在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身体被摧残、心理被扭曲的人物，都是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 人。 总之，作者通过闺土和杨二嫂这两个人物的前后对照，写出了他们的变化。然而，作者并没有单纯地、机械地描写农民，表现他们的苦痛，而是深刻地提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作者认为，要改变农民的命运，必须改变整个腐朽的社会制度。这就是《故乡》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