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战争诗.docxVIP

《诗经》中的战争诗 一、 战争诗对战争主题的表达 《哈马史》中的《伊利昂》主要描述了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绝望战争。荷马以恢宏的大手笔气势磅礴地描绘了古战场的伏尸百万、杀声震天、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诗经中也有一些战争诗,如大雅中的江汉、常武,小雅中的出车、六月、采芑等等。将荷马史诗与《诗经》中的战争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美学风格——对阳刚美无节制的渲染与对温柔敦厚的含蓄美的崇尚。 在《伊利亚特》中处处都可以体现出荷马对特洛伊之战作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纯粹审美观照。这主要表现在:荷马对战争的过程场面情节作了全息式的描绘并且达到了细致入微的境地。荷马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如:比喻、夸张、移情等来渲染战争的悲壮。“荷马式比喻”的巧妙运用让荷马笔下的战争充满了一种野蛮血腥的诗情画意。如:描写阿喀琉斯“犹如一团烈火从深邃的沟壑沿着干燥的山麓燃起,把整个山林燃着,猛烈的风赶着烈焰到处肆虐。”《伊利亚特》中的痛苦残酷的战争场面都弥漫着浓郁的崇高色彩和悲壮的美感,如:帕特洛克罗斯被赫克托耳杀死;阿喀琉斯凌辱赫克托耳的尸体;普里阿摩斯白发人送黑发人……比之荷马史诗,《诗经》中的战争诗对战争所作的审美直观程度远远没有那么强烈。《诗经》并未细致入微地直接描写战斗,而是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来写战争,集中表现军威声势。如《常武》写宣王命大将南仲征伐徐国,集中歌颂了王师的威力。《诗经》中的战争诗同《伊利亚特》一样也对战争的过程进行了不厌其烦的细部描绘,如行军、交战、宿营、出征等等,对战车及武器的渲染描绘也一应俱全。但《诗经》中的战争诗并不像《伊利亚特》那样将残酷的战争场面写得赏心悦目,令人心驰神往,而是极力回避惨不忍睹的血腥搏斗场面。《诗经》中的战争诗对战争的审美是有节制的,因而呈现出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含蓄节制美。 二、 以农业生产为特征的西方文学性格 同是描写战争的诗歌为何会在美学风格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呢?本文认为,这首先是由希腊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民族性格造成的。而民族性格的差异又与各个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人们不同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作为希腊人繁衍生息之地的爱琴海区域与作为中华古文明嚆矢之地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地理环境是极为不同的。 爱琴海区域是一个多山地带,半岛西北部有品都拉斯山,东北部有著名的奥林匹斯山,中部有巴那撒斯山。多山地貌造成了贫瘠的土地,可耕面积受到极大的限制,农业无法在希腊半岛大显身手。陆地给希腊人贫穷,大海却将财富赐给了希腊人。人们谋求生计,获取财富主要依靠海上贸易。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古希腊社会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商业性特性 。而中华民族 赖以生息繁衍之地——黄河中下游地区则与古希腊地理环境相反,它是一个适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因之,中国古人最重视农业生产,从而形成了典型的内陆农耕生活方式。西方社会的商业性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皆对其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商业性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培养了希腊人富于冒险精神、尚武精神、喜爱侵略的民族性格。与希腊相反,中国的农业型经济与宗法制政治则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种与希腊人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安贫乐道、自给自足的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 其次,荷马史诗和《诗经》中的战争诗在美学风格上的差异与两个民族不同的诗美理想也密切相关。由于古希腊文化是一种追求享乐,注重个体的原欲型个体本位文化,因此提倡情感的宣泄,提倡酒神般的狂欢,以便在情感的宣泄中去获得心灵的舒畅,在酒神的狂欢中去寻找审美的快感。在西方文论发展史中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宣泄说”。他要求诗人在创作时要充满着激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他认为悲剧要能引起人的“恐惧与怜悯之情”(《诗学》),要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感情,以使观众的感情得以宣泄。亚氏的“宣泄说”对西方诗美理想、文学艺术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反,中国古典文学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此,虽然中国诗学虽主张抒情言志,但又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在克制中达到情感的中和,文质彬彬,在安贫乐道中走向物我两忘的空灵的境界,提倡素淡的文采,含蓄蕴藉的风格。 最后,荷马史诗和《诗经》中的战争诗在美学风格上的差异与两个民族不同的政治伦理道德观也有关系。儒家的伦理主义战争观和兵家浓厚的道德伦理意识是中华民族尚武好战程度不如古希腊民族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理想的政治是崇德尚义,垂裳而治:理想的战争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诚如孔子所言:“盖贫无均,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诗经》中的战争诗就体现了这种“胜残去杀”的军事思想。如《大雅·江汉》“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恰此四国”。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战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突出这些,其意旨在于说明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戮,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