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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霍尔与后殖民理论 施图亚特霍姆（1932-）是英国伯爵学校的创始人和创始人。他也是最活跃的“公众知识分子”和最著名的后殖民理论思想家。在霍尔从事学术研究40多年的时间中, 他充分利用所掌握的各种思想和理论, 以当时英国所处时代的语境为切入点和起始点, 把“文化霸权” 和“接合理论”充分用于其理论的建构中, 为我们认识霍尔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地图。总体上讲, 霍尔的思想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重要的阶段, 前一阶段主要是围绕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和实践建构。在该阶段中, 霍尔是该学派创建的亲历者, 也是该学派理论向纵深发展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他为该学派从英伦半岛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世界级思想家, 以及敢于担当责任的 “有机知识分子”。后一阶段霍尔特别关注其文化身份、表征差异、他者等主题, 这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作为后结构理论、后福特主义、 后殖民理论兴起和发展的重要时刻, 霍尔以其自身的文化身份为思考问题的主体性认知视角, 把“他者”理论纳入其思想建构之中, 为我们深刻诠释“他者”理论内涵, 以及它与表征差异的关系提供了认识版图。霍尔这种敏锐的思维和认知一方面是基于他独特的天然的“肤色”, 另一方面是基于当时英国社会因各种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种族问题”, 以及前殖民地的附属国家在二战后纷纷取得独立, 名义上成为了一个完全自主的、独立的国家, 但实际上却因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问题与宗主国仍有着不可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原因。对霍尔而言, 他其实从走出加勒比海和牙买加的那个时刻开始, 就一直在双重身份和被“他者”的景观中来回穿梭, 不断地转换其身份和角色。所以, 他对身份问题、“他者”理论的思考既是亲历者, 又是见证者, 还是代言人, 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可行性。在当下的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 他的很多与后殖民问题相关的著述被纷纷收录到各种理论书籍和教材之中, 霍尔被视为与法侬、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等学者齐名的世界级的后殖民理论大家,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 “他者”问题是后殖民理论话语中极为重要的核心主题词, 也是霍尔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理论中最核心的、重要的理论之一。研究霍尔思想中的“他者”一方面要思考该理论本身的文化内核, 另一方面也要考量该理论在后殖民语境中与表征差异的密切关系; 同时, 还要着力思考该理论对当下我们研究后殖民文学和文化理论带来的价值和意义。 只有这样, 方可彰显出霍尔对后殖民理论作出的杰出贡献, 以及突出霍尔“他者”理论的深刻性, 内核的丰富性和延展性。 一 作为“他者”的自我存 “他者” ( the Other) 是当下后殖民文学与文化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核心词汇之一。朱利安·沃尔弗雷斯 ( Julian Wolfreys) 在《文学与文化理论中的批评关键词》一书中认为“有关他者与他性的概念以不同的、相异的途径被用在批评话语中, 这些途径表明要给这一概念赋予普遍的、稳定的而非模糊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广义上讲, 有关他者的批评总是与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特别是拉康式的批评以及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①。在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中, “他者”理论最重要的用法来自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的论述和阐释, “他者”是用于指称某种观念的文化投射, 这种投射通过一定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权力建构出文化主体的身份。“他者的问题不可或缺地与身份认同和差异相关。身份认同部分地是由某种基础上的差异所界定的, 即是说, 是由不同于他者身份认同的差异所界定的, 它假定了其肯定的意义, 借此它们可以排除什么。由此, 他者问题在当代关于身份认同的话语中是一个不甚分明的主题, 它既与个人认同以及自我的构成 ( 尤其是在精神分析中) 相关, 又与集体认同 ( 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中) 相关。他者就是避开了我们意识和认知的东西, 就是位于‘我们的’文化和社群以外的东西。他者就是非自我和非我们。”②在台湾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廖炳惠教授看来, “针对性别和地理方面的差异他者, 在人类学和文学中, 都假设了自身与‘他者’间的对立, 特别是面对无法真正理解的对象时, 包括在性别、 肤色、年龄、性取向乃至于身体外貌, 或行为规范上无法理解的方式等方面, 都以‘他者化’的方式来建构他者。”③这些认识都共同地说明, “他者”理论自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降就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在那些运动和时代中, 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性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并充分重视人的权力和自由, 从那些时代开始, 人们逐渐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 那些时代对人的解放而言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作为个体的人逐渐摆脱了奴隶主、贵族、牧师、教皇的束缚, 从潜意识到有意识地逐步认知到作为自我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