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系年》与《史记周书志》商榷.docxVIP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周书志》商榷 最近出版的《清明简》系列，内容包括“从上世纪末到周初”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除了《春秋经传》、《史记》和《竹志》之外，许多地方也可以相互证实，给人们带来许多知识。如李学勤先生已撰文重点指出《系年》简文可与大保簋 (《殷周金文集成》4140) 、簋 (《集成》4445) 相互印证, 对于厘清古史重大问题深具意义。除此之外简文可与金文互证的地方尚多, 笔者限于学力, 仅择浅显处试陈一二, 以祈方家教正。 《系年》第一章中, 记载有关于“共和”史事的内容: “共和行政”问题因古书的两类不同记载系统而久有纷争。“共和”所指的对象, 文献中记载最多的是“共伯和”, 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昔武王克殷, 成王靖四方, 康王息民, 并建母弟, 以蕃屏周……至于厉王, 王心戾虐, 万民弗忍, 居王于彘, 诸侯释位, 以间王政。宣王有志, 而后效官。’”该段内容与清华简《系年》“厉王大虐于周, 卿士、诸正、万民弗忍于厥心, 乃归厉王于彘, 共伯和立……宣王即位, 共伯和归于宗”的记载十分吻合, 反映出《左传》内容的可信性。《吕氏春秋·开春》亦云:“共伯和修其行, 好贤仁, 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史记索引》引《竹书纪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干、间为通假字, 所记与《左传》“以间王政”同。《经典释文》引《庄子》司马彪注:“共伯名和, 修其行, 好贤人, 诸侯皆以为贤……即干王位……共伯复归于宗, 逍遥得意共山之首。”关于这段注文, 李学勤先生推其应即出自《竹书纪年》。《汉书·古今人表》采录了“共伯和”一条, 颜师古于其下注曰:“迁史以为周、召二公行政, 号曰共和, 无所据也。”《史记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 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 好行仁义, 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 国人作难, 王奔于彘, 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 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是为宣王。王少, 大臣共和行政。”这条记载颇有歧义, “大臣共和”可理解为共伯和, 亦可为周召共政。司马迁采用的显然是第二种理解,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 号曰共和。”此即“周召二公说”的来源。 清华简《系年》明确印证了《竹书纪年》和《左传》等文献的相关记载, 使“共和行政”问题有了更为明确的结论。 在《系年》简文中, 两处“共”字分别写作“龙”、“龏”。《说文》収部:“龏, 从廾, 龙声”, 共部:“龚, 从共, 龙声”, 而古书中“龚”、“共”通用例子多见, 以往学者多是据此推定“龙”、“龏”、“龚”与“共”字相通。清华简《系年》简文中“龏”、“龙”用作“共”字的实例, 为以上各字相通增加了更为直接的证据, 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究“子龙”、“子龏”、“龏子”类具铭铜器的相关问题提供了契机。 2006年国家文物局曾抢救性地征集回一件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商代大圆鼎 (1) , 据传上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 出土后流入日本。该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通高103cm, 口径80cm, 腹深43cm, 重达230公斤, 通体浑厚, 是目前所见商代圆鼎中最大者。圆鼎内壁铸有铭文“子龙”二字, “子”字写法双臂上下摆动, 动感十足, “龙”字有所谓“瓶形”角, 身形蜷曲, 双线勾勒。研究者已指出该鼎的形制、纹饰均与1956年殷墟后冈所出的戍嗣子鼎、1990年殷墟郭家庄M160:62鼎等最为接近, 年代当于商末。与该器同铭的, 还有《殷周金文集成》08100爵,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鋬内铸有铭文“子龙”二字;《集成》09485壶内壁也铸有铭文“子龙”二字。此外《集成》06349觯的圈足内也有铭文“子龙”二字, 惟陈梦家以为器铭可疑。这几件“子龙”铜器年代大致都在商代晚期, 铭文字体的具体差别参见表1。 与“子龙”器最为接近的, 是带有“子龏”铭文的一组器物 (见表2) , 一般认为其年代也都是商代晚期, 其中《近出殷周金文集录》1093戈 (F) 现藏于新乡市博物馆, 其出土地点可能就在辉县。对照表2内各铭文可知, A-E铭文与F具有较多的共同特征, 而双线勾勒和单线表现实质上可视为虚空和填实的关系, 区别并不算大。 综合表1、表2来看, “子龙”“子龏”所指应当是同一个氏名。李学勤先生曾指出:“‘子龙’在青铜器上, 可以是人名, 也可能是族氏, 这是由于古人每每以祖父之字为氏。一直到东周时期, ‘子某’形式的氏还颇普遍……青铜器上的‘子某’, 尽管不少能和甲骨卜辞所见人名联系起来, 却不一定指同一人, 也未必是一样时期的。”我们认为铭文中“龙”“龏”两个字形的不同结构, 以及同一字形结构内的不同书写风格, 正是该族氏所历不同时期的反映。由此我们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