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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农村物资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除了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学、社会学、历史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学领域中,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国内外一大批学者的长期关注,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理解我国的农地制度变革是解释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主要内容(Lin,1992;Perkins,1992;Johnson,1996)。不过,现有的文献大多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进行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领域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逻辑框架。这里的论述在现有的文献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理解我国农地制度变革构建一个逻辑自治的经济分析框架。这里将同时把文献中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到这个逻辑框架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如概念混乱或观点误解),并形成分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范式与研究纲领。 一、 农地制度变革中的权利和市场双重 这里提出的理论逻辑框架,由研究对象、约束条件与问题实质三部分组成。 第一,研究的对象是产权与所有权,但二者存在明显差别。从法学角度来说,财产所有权的界定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它是指所有者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财物的使用权和占有权。”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换言之,所有权是财产归属的法律形式,它体现了主体的意志和支配力量,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力。即所有权反映的仅是人与物之间的归属关系,所以有时候人们把它和物权以及法权交替使用,而产权却是因物的存在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认可的利益分配关系(FurubotnPejovich,1972)。一般地,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其社会成员之间因稀缺资源的运用而产生的利益冲突问题,为解决这类冲突人们往往借助某些竞争规则或社会规范,这些规则便是经济学中所谓的产权,它们是由法律约束机制、国家暴力潜能、社会风俗习惯或等级地位来确立的(AlchianDemsetz,1973)。而所有权仅仅由法律赋予和界定,因此人们在讨论农地私有化、国有化与完善化后一般会涉及到农地所有制的法制化建设问题。不过,对于农地产权的研究,经济学界往往关注实际运行的产权安排。具体地,产权乃一个集合体,它由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三项子权利构成,其中,转让权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在理论上,得到清楚界定的转让权一定包含着清楚界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但是反过来,清楚的使用权或收益权并不一定意味可以自由转让,所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即农村土地的转让权管制放松)成为当前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关键内容。尤其是,在国家实施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后,农地的收益权已经重新赋予给农民,剩下的就是使用权和转让权的管制放松。 第二,将二元经济结构作为约束条件。研究者在解释相同行为动机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制度变革绩效差异的中心问题时往往会遇到其他所有经济研究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方面,制度行为效应具有多种形式;另一方面,需要考察和具体把握真实世界的约束条件并选择出其中一些既能简化理论又能与给定的理论框架一致的。因此,要提炼出现象的理论含义,就必须通过约束条件把行为的理论推导限定在特定的形式上,从而转化为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行为。就目前的农地制度变革而言,最明显的约束条件是近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区域(空间)经济结构和工农脱节的二元产业(部门)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非农化)的加速,即,当前的农地转让权管制放松是发生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约束条件下:一方面,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规模扩张,产生出对农村土地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农业人口无法有效迁徙又导致了宅基地的普遍占地,进而引发了农村人地矛盾的加剧、农业规模不经济以及失地农民问题,而众多问题均与二元经济结构有关。所以,我国许多农地制度改革研究多以此为研究背景或前提条件而展开讨论。 第三,问题实质——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制度创新路径。制度的基本功能是节约交易费用,因此,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应以最小化交易费用为准则。过去的交易费用源于国家对农地权利管制造成的租金耗散,因为权利管制导致农民的剩余索取权被删除,这等价于把土地资源置于公共领域,农民个体因而失去对公共领域中的租值的排他性权利,那么,人们相互竞争进入公共领域使用资源的结果是,公共领域中的经济价值将会被必须用来获取该价值的其他资源的代价所抵消,这是权利管制产生的内生性交易费用。因此,放松对农地产权的管制能够保证人们有权使用和转让土地资源并从中获利,从而产生出最佳运用农地的动力,此时公共领域内的资源权利被界定清楚,租金耗散程度因而相对较轻。可见,这种旨在放松产权管制的农地制度创新可视为一个交易费用不断减少的过程。进一步,国家和农民分别是配置资源的主体,但由于分散决策的私人个体比前者更加了解自身的需求因而他们的信息成本要远远低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