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docxVIP

? ? 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微笑曲线”存在吗？ ? ? 　　“微笑曲线”是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在1992年为“再造宏基”而提出的理论。若以横（X）轴表示企业产品生产链条的位置，纵（Y）轴表示从产品生产中获取的增加值（或者利润率）绘制曲线图，可以得到一条“微笑”状的曲线。即在研发—制造—营销的价值链条上，增加值（利润）向两端集中，而中间制造的增加值（利润）却不断下沉①。Xing和Detert（2010）通过对iPhone生产价值链的解剖分析发现，销售100美元的苹果手机，中国通过提供中间环节的组装和加工而获取的增加值不到3.6美元（占比3.6%），其余的增加值基本上被德国、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俘获。 　　然而，“微笑曲线”现象是基于微观企业个体产品层面发现的。“微笑曲线”现象是否在国家和产业部门层面存在？尤其重要的是，如何在产业部门层面上描绘“微笑曲线”？若存在产业部门层面的“微笑曲线”，是否只是某些产业部门价值曲线的特殊形式，还是具有普遍意义？若不具有普遍意义，国家层面上不重视加工制造产业，真的是合理的吗？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服务业发展趋势好于制造业，部分研究者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鉴于国家产业政策一般是基于产业层面而非针对某一具体企业而制定，从产业部门层面上全方位地分析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s）中各产业部门的价值获取和位置的关系，对产业转型升级和相关产业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由于日益增加的全球价值链复杂程度，对政策制定者产生了新挑战，亟须对国家产业部门层次在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准确测度。由于产业部门之间的上下游关系难以确定，导致对国家产业部门层面的“微笑曲线”现象的探讨非常少②。因此，本文尝试结合有关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强度的研究，构建产业部门层面上的境外增加值贡献率—位置的关系图，探讨产业部门层面上“微笑曲线”是否存在③。 　　现有全球价值链的测度研究一般强调联系的强度，或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如Hummels等（2001）、Johnson和Noguera（2012）、Koopman等（2014）、Wang等（2013）。然而，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日益复杂化，不仅要衡量产业之间的联系强度，还需要测度产业之间的传递长度（或时间、距离）或位置④。孤立的测度各国产业参与GVC的程度或所处的位置，都不能全面反映国家产业在GVC中的位置和作用。只有刻画了产业部门之间、生产部门与最终需求部门之间的长度，才能得到全球价值链的拓扑结构图，才能从强度和长度两个维度全方位展示全球价值链的整个结构图。Dietzenbacher等（2005）首次提出了平均传递步长（APL，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概念来衡量生产网络体系中的产业部门之间的距离（长度）或者复杂程度。随后，Inomata（2008）、Escaith和Inomata（2013）拓展到国家间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的APL。与此相应，Fally（2012）从生产阶段数（Number of Production Stages）和生产到最终需求的距离角度分别定义了生产阶段数（N）和距离（D）。倪红福等（2016）将生产阶段数扩展到全球投入产出模型并区分国际和国内生产阶段数。Antràs等（2012）从生产到最终需求经历的阶段数角度定义上游度（Upstream），并论证其与Fally（2012）定义的距离是一致的。Ming等（2015）从增加值传递过程角度来定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分别从前向和后向的视角定义了两种增加值平均传递长度。虽然以上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距离）进行了探讨，但是仍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因此，本文在已有APL理论基础上，从增加值传递的角度，拓展定义了从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点对点）、产业部门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点对面）、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面对点）、产业部门组到最终需求产业部门组（面对面）的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VAPL，Value-added Average Propagation Length），并进一步发现本文定义的广义VAPL几乎囊括已有文献中各种有关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测度指标。 　　基于广义VAPL，本文对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游度进行了分析，并综合利用全球价值链长度和强度指标，探讨产业部门层面是否存在“微笑曲线”。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主要贡献：提出了定义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或长度、距离）的统一逻辑框架，几乎囊括了已有文献中所有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综合利用衡量全球价值链强度和长度指标，能全方位地展示各产业部门的价值分配与位置的关系图，并探讨了国家产业部门层面是否存在“微笑曲线”；广义增加值平均传递步长提供了测度全球价值链的位置（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