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docxVIP

? ? 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与制造业产能过剩治理 ?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多个行业爆发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国务院有关部门在2009年、2011年和2013年分别颁布了治理产能过剩的重要文件，彰显了政府治理产能过剩的决心。事实上，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痼疾”，1998年以来中国有一半的时间处于产能过剩的状态，如果剔除政策刺激的影响，处于产能过剩的时间会更多（纪志宏，201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加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程度越来越深，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面临自身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会频繁地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冲击。开放经济下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宏观性、系统性课题，不仅要考虑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化，更要把握国际市场、国际分工体系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中国的产能过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同于正常情况下的产能过剩，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产能过剩既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又可以独立于经济周期发生。学界将这种产能过剩形成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方面。在“市场失灵”方面，林毅夫等（2010）提出了“潮涌现象”来解释中国的产能过剩。发展中国家通常利用“后发优势”进行投资，投资的行业具有技术成熟、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的特征，极易形成投资的“潮涌现象”并导致产能过剩。行业中企业数目不确定、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发生的概率。另外，由于投资行业属于较为成熟的行业，进入壁垒低，退出壁垒高，这样的结构性特征为“潮涌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吕政、曹建海，2000）。余东华和王青（2009）指出市场分割、政府保护限制了企业的销售市场，制约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在“政府失灵”方面，韩国高等（2011）指出，地方政府对于企业进行不当干预，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和企业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最终形成了产能过剩。耿强等（2011）、江飞涛等（2012）指出，地方政府的竞争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是产能过剩产生的重要原因。另外，董敏杰等（2015）指出，国有企业比重过大也会降低产能利用率。国有企业与政府联系密切，易受政府影响，政府导向的投资行为更容易实现。另外，国有企业存在“软约束”问题，可以独立于市场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其自身的过剩产能很难得到及时清除（龚强、徐朝阳，2008）。 　　学界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多是从国内视角出发，从国际视角尤其是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产能过剩的研究非常少。全球价值链是目前主流的分工模式，原先在一国内部完成的生产过程被分割为不同的增值环节，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加入进来，共同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王玉燕等，2014）。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凭借劳动力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当中，利用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模仿创新”、“二次创新”逐渐壮大了自身的制造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间升级（刘维林等，2014）。但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看，中国制造业一直被锁定在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技术突破（张杰、刘志彪，2007）。周维富（2015）研究发现国际分工地位越高的行业，越不容易出现产能过剩。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技术上缺乏优势，被迫在低端环节过度竞争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价值链，要想真正解决产能过剩必须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进行，必须厘清全球价值链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和内在机理。基于此，本文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 　　二、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及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测算 　　（一）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测算 　　目前测算产能利用率的方法主要有峰值法、成本函数法、数据包络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和随机前沿方法（Stochastic Frontiers Analysis，简称SFA）。峰值法在测算中没有考虑劳动要素，测算中难免有偏差。成本函数法则比较全面的考虑了生产要素，但由于获取生产要素的价格数据比较困难，推算生产成本进而测算产能利用率的难度就更大，准确率难以保证。DEA和SFA两种方法则较好地回避了要素价格和成本测算带来的问题，实际操作也较为便捷。DEA方法只需考虑生产要素投入，无需考虑生产要素价格以及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但DEA方法的缺点在于没有考虑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对于面板数据的测算难以保证准确性。相比之下，SFA方法充分考虑了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并把衡量潜在产出的前沿生产函数由固定变为随机，更加符合现实。由于本文使用的是15个细分行业14年的面板数据，因此选取SFA方法进行测算。具体方法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