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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作重心的转移（前两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后一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一次工作重心转移是由城市转向农村。1927年，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影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在关系党和革命事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正式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于中国的江西南昌，中国共产党军队针对中国国民党的清共政策而发起的武装反抗事件）、秋收起义（1927年9月9日，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日）（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这为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从城市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走向胜利的道路。 第二次工业重心转移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1949年，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1950年6月6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从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农村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应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会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总的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举行）解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问题。 第三次工作重心转移是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上。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十年动乱结束后，思想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为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准备了条件。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变，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过程中，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土地改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根据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夺取政权条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实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出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我国土地改革在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决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实现了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文献看出：“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当时的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这份全国基本统一法律文本中规定：农民土地房产为本户（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土地制度变革（1953?1957）。互助合作运动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级社阶段。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户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户间通过人工互变、人工变畜工、搭庄稼、并地种、伙种等形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或者借此提高收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主要特点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的分配时，农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因此，初级社有时也称土地合作社。高级社是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