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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中的价值问题 长期以来，心理咨询中的价值问题一直是所有咨询人员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但他们充满了痛苦。因为它既涉及咨询在功能方面的科学问题,又涉及咨询专业在道德规范方面的伦理学问题,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矛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价值中立与价值参与。前者在人本主义学派特别是罗杰斯的“当事人中心疗法”中体现最为明显,后者则在行为主义取向的咨询方法中表现更为突出。 一、 我水—“价值中立”与“价值参与”的内涵 在心理咨询领域,以罗杰斯等人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学派强调咨询师应严守“价值中立”,咨询师需要超越于双方价值观念的冲突,通过“价值中立”的手段帮助来访者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使来访者自己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使其感受到与咨询师是平等的,最终使来访者能够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的效果。 “价值参与”则是与“价值中立”相对立的另一类态度和处理方式,按照价值参与的程度,可由浅入深地划分为“价值澄清”、“价值导向”和“价值灌输”三种形式。所谓“价值澄清”是指咨询师在咨询过程中帮助来访者澄清其价值追求,帮助来访者了解和体察自身价值观之间存在的矛盾及其行为的代价与后果;“价值导向”是指咨询师在必要的时候引导(而非代替)来访者做出选择,有时甚至引导(同样不是代替)来访者做出相应的改变选择;“价值灌输”则是咨询师对来访者的价值观作好坏、正误判断,通过灌输或操纵的方式作价值的裁判,甚至替来访者做出决定。需要指出的是,在讨论心理咨询中的价值问题时,一个经常会涉及到的概念便是“价值干预”。在某些方面,“价值干预”与“价值参与”确实具有相似的意义,但笔者经过反复揣摩,觉得还是“价值参与”的提法更加贴切,因为它的概括性更强,包含的内容较“价值干预”更丰富,“干预”一词易将“价值澄清”排斥在外。 二、 心理咨询中价值问题的本质 心理咨询中价值问题的本质是价值中立或价值参与是否合法、必要和必然。 1. 文化建构主义的必然要求—价值中立的合法性 首先从宏观(价值标准)层面来看,价值标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如果价值标准具有绝对性,那么我们只要找到这个绝对的标准,价值参与(甚至是价值灌输)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合法基础。但问题是,事实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价值的绝对标准。因此,一名咨询师无论对自己的价值观有多么高度的自觉,无论对自身价值观的合理性有多么的坚信,他都不能采取极端的价值参与--价值灌输的方法来影响来访者,因为这种做法首先在伦理上就不能取得合法性。 在微观(咨询师个体操行)层面上,咨询师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讲,一个人以往的经历,通过内化过程,构成了一个人独特的情结和人格,并进而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动机、情感和行为。完形疗法认为,有些事情(尤其是创伤性的、负面的),虽然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但对当事人来说并没有真正完结,伴随着那些经历而产生的情绪(比如嫉恨、愤怒、痛苦、焦虑、哀伤、罪恶感、遗弃感等等),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能够在事情发生的当时得到充分表达,于是这些残留的情绪就徘徊在生活的背景中。当相似的情境出现时,它们就会被引发出来,以某种方式干扰当事人,消耗他的心理能量,使其不能全面洞察当前的情境,有效地同他人沟通。完形治疗家将这些事情称为“未完成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将那些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的感受叫作“未了结的感受”(unresolved feeling)。作为一个人,咨询师也经受着现实中的种种压力,也难免有自己的“未完成之事”和“未了结的感受”。这些未完成之事不仅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干扰,也会在咨询情境下被引发出来,以某种方式干扰咨询师的认知活动,进而影响到心理咨询工作。所以在咨询实践中,倘若一味强调价值参与,咨询师如何能够保证当遇到与自己“同病相怜”的来访者时,不会将自己尚未解决的心理问题、不良情绪以及存在问题的价值信念投射给来访者,进而对其造成更大的伤害?这说明过分地强调价值参与,尤其是采取极端的价值参与一价值灌输的手段对来访者进行价值上的干预,在伦理上存在相当大的风险。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兴起的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建构主义心理学,站在后现代主义立场,认为心理不单纯是一种投射,而是一种文化建构。把心理置于社会互动过程中,作为一种建构过程的结果来理解,把心理问题定位于人际之间,即以语言为媒介的种种关系构成的社会空间,强调的是语言的社会过程,在文化建构主义看来,心理疾病和心理问题是一种文化建构而不是独立事实,这就要求把心理咨询与治疗放在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中,积极利用心理咨询使来访者与更高层次上的文化作相互的沟通,帮助来访者发展自己的自主反思性,帮助他们主动地提出自己的道德疑虑,质疑既有的文化假定,并探索新的生活方式,对现实社会和既有文化做积极的解构和重构。从文化的、叙事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