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剧复兴之路：边缘人群像与媒介赋权.docVIP

台剧复兴之路：边缘人群像与媒介赋权 摘 要： 近兩年来，台剧逐渐卷起复兴之势。台剧的复兴之路见证了台剧的革新：内容题材从梦幻的偶像剧逐渐过渡到现实题材的类型剧，人物呈现趋向多元化，塑造了形形色色的边缘人群像，台剧开始承担起关照现实的社会责任。台剧作为媒介产物，一方面为边缘群体讲述生命故事、表达个体诉求提供平台和机会，赋予他们自我意识、自我审视与自我判断的能力；一方面以衍生新媒介的形态进入社交平台或网络空间迅速传播与再生产，引发公共讨论，帮助其达成群体认同。 关键词：台剧复兴；内容转向；边缘人群像；“媒介赋权” 近两年来，曾一度式微的台剧，开启了一场破冰式的“复兴之路”。2019年，一大批制作精良、收视与口碑齐飞的台剧重回观众视野，从直击社会议题的《我们与恶的距离》、关注罪犯囚徒的《罪梦者》、颠覆传统偶像剧套路的《我们不能是朋友》、聚焦女性成长的《俗女养成记》，到集爱情、悬疑、推理、奇幻等类型元素为一体的爆款剧《想见你》；2020上半年，直击死亡议题的《谁是被害者》、关注工人群体的《做工的人》陆续上线，同样承续了高口碑、高热度的趋势。以往单一、落俗的台剧开始改头换面，题材类型呈现多元式的井喷之势[1]，题材广泛、元素大胆的类型剧成为观众新宠，这些类型剧或聚焦社会热点、探讨民主法治，或揭示群体心理、洞察人性百态，或直面社会生活、展现生活本真，无一不颇具现实质感。然而，与大陆描绘普通大众生活的现实题材剧略有不同，台剧聚焦于游离于普通大众之外的“边缘群体”。 社会结构里有个中心层，中心层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价值和信念秩序的中心，这些符号、价值和信念支配着社会，并以各种方式影响着那些生活在社会所处的生态域之中的人们。[2]而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中心层符号秩序、价值和信念秩序的人群，则处于社会结构的外围或边缘地带，成为“边缘群体”。本文探讨的“边缘群体”，泛指在文化、社会地位、信念价值、心理性格、行为习性、性取向等诸方面异于社会大众或主流群体，因而不被接纳、不被理解、被排斥、被忽视的一类群体。 正如福柯所说，“权力建构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主流群体与边缘群体分别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与边缘，二者间势必会形成某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博弈。而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去改变和重塑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实现权力资源的重新分配，赋予处于社会结构边缘和社会关系弱势方以权力，增加其权能，就叫做“赋权”（empowerment）。当媒介成为权力实现的重要源泉与力量，并通过个体、群体、组织等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从而为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提供了可能，这便是媒介赋权。[3]3 本文着眼于台剧“现实转向”中对边缘群体的关照，试图勾勒出台剧人物呈现的边缘人群像，探究作为媒介产物和衍生新媒介形态的台剧，如何发挥其“媒介赋权”的作用，帮助边缘群体获取权力，并达成群体认同。 一、台剧的内容转向：从梦幻走向现实 台湾电视剧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宣类电视剧，自此到本世纪初这段时期，武侠剧、琼瑶式言情剧、历史剧和乡土剧等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中国电视业的影响甚微。[4]42-45 21世纪伊始，台湾偶像剧横空出世，随即在台湾地区和大陆风靡一时，台剧也自此经历了20年的大起大落。2000年，第一部偶像剧《麻辣鲜师》开播，2001年，首部现象级偶像剧《流星花园》横空出世，由此开启了台剧10年的“黄金时代”。《海豚湾恋人》《天国的嫁衣》《王子变青蛙》《恶作剧之吻》《放羊的星星》等一系列爆款偶像剧奠定了台剧在国产电视剧的地位，也为台剧贴上了“霸道总裁”“玛丽苏爱情”“失忆”等刻板化标签，台偶在为年轻观众构造了一个童话般梦幻、超现实的爱情观与世界的同时，其俗套雷同的剧情、同质化的人物形象和千篇一律的爱情题材也在逐渐消耗着观众的观剧热情，加剧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尽管在黄金十年的后期，为了挽回流失的观众，台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现实探索，却始终未能摆脱偶像剧的一贯套式。到了2011年，一部《我可能不会爱你》迎来了台剧的最后一次高光时刻，自此，台剧逐渐淡入偶像剧市场，进入了很长一段时期的低谷期和沉默期。[5]33-36 为了打破市场低迷的僵局，台湾影视创作者开始对进行内容转向和题材转型。其中，2016年推出的“植剧场”计划被称为台湾电视界的“温柔革命”[1]，在一大批知名导演和知名演员的引领下，“植剧场”计划推出了包括《花甲男孩转大人》《荼蘼》等在内的8部高分优质剧集，跳脱了偶像剧的梦幻设定，题材更加多元、贴近现实。近两年这一内容转向也掀起高潮：从2019年上线的《我们与恶的距离》《罪梦者》《我们不能是朋友》《俗女养成记》《想见你》，到2020上半年推出的《谁是被害者》《做工的人》等剧集，题材的类型剧开始呈现井喷之势。不难看出，在观众审美变迁、影视创作者积极转型以及电视剧市场资本导向下，台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