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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君外交体制的形成与构建 在日本学术界，对德川幕府实施的“大君外交体系”的研究是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研究的热点。中村荣晓、信夫庆二郎、野泰典等研究成果数量众多。持这种观点的日本学者大多认为, 在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欧美国家要求东亚各国开国时, 在东亚地区大体上存在着两种国际秩序: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 形成一个特殊的国际关系, 即“华夷秩序”;日本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 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 断绝了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 德川幕府就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关系, 即“大君外交体制”。本文拟就日本学者提出的“大君外交体制”做一简要介绍, 并对其中的一些论点进行评价。 一、 幕下日本为日开关 日本学者认为, 大君外交体制是德川幕府所建立的一种由“大君”所代表的、独立于华夷秩序和西欧国家秩序之外的、日本独自形成的国际秩序, 因当时把幕府外交代表人物——将军称作“大君”而得名。中村荣孝将大君外交体制的内容概括为“通信则限于朝鲜、琉球;贸易则限于中国、荷兰, 其他一概拒绝”, 而荒野泰典等人则将大君外交体制的对外结构进一步具体化为所谓的“四口说”, 即对虾夷地的松前口、对朝鲜的对马口、对琉球的萨摩口以及对中国和荷兰的长崎口。 1603年德川幕府建立时, 日本在东北亚仍处于孤立状态。因此, 与中国和朝鲜恢复国交不仅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润以充实其财力, 而且也意味着德川政权将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面对欧洲势力的动向和复杂的东北亚局势, 家康将朝鲜视为通向中国大陆的一个窗口予以重视。因此, 倭乱结束之后, 家康以对马岛主宗义智为中介人, 向朝鲜传达讲和之意。对马藩一开始就非常积极地在幕府和朝鲜之间进行斡旋, 希望能早日实现国交正常化。这是因为, “很久以来, 对马藩与朝鲜有特殊关系, 靠同朝鲜进行朝贡贸易所获盈利和朝鲜国王赐予的岁遣米勉强维持自己的财政。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战争断绝了这一收入来源, 对于对马藩来说, 复交乃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面对日方的讲和要求, 朝鲜政府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 议和派得到国王宣祖的支持,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过一番准备之后, 朝鲜决定与日本议和, 但作为复交前提, 提出了两个条件, 即家康“先为致书”以及“缚送犯陵贼”。这两个条件在当时朝日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 即在当时尚未开始议和的情形之下, 日方执政者首先向朝方致国书意味着日方的屈服, 而“缚送犯陵贼”则意味着对侵犯朝鲜的侵略行径的惩罚。因此, 对于这种要求, 幕府是决不可能同意的。为了早日促成讲和以重开贸易, 作为中介人的对马藩伪造了一份日本国王的国书, 并缚送两个犯人谎称是犯陵贼。由于对马藩的诡计, 朝鲜政府于1607年向日本派遣了信史, 而使团的名称并不是“通信使”, 而是取对德川将军国书的回信以及刷还被劫持的朝鲜人之意, 定为“回答兼刷还使”。由此, 因壬辰倭乱曾一度中断的朝日关系得以恢复。但是, 由于朝鲜派出的只是兼具双重使命的回答兼刷还使, 而不是标志着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和平使节——通信使, 两国关系实际上还未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 虽然幕府与朝鲜复交, 但对于同明朝复交并未立见成效。于是, 幕府采取的第二步策略就是通过与琉球修好来接触明朝。在壬辰倭乱时期, 琉球国王拒绝丰臣秀吉征收军粮, 从此与日本断绝了关系。德川家康要求琉球国王前来进贡, 并为日明复交作中介人, 但再次遭到琉球国王的拒绝。于是, 在与朝鲜缔结《己酉条约》的1609年, 德川家康准许萨摩藩主岛津氏征伐琉球。岛津氏用武力征服了琉球, 琉球的中山王成为岛津氏的家臣。为了从对明贸易中牟取利润, 萨摩藩命令琉球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册封关系, 用萨摩藩的资金进行朝贡贸易。琉球虽然成了萨摩藩的“附庸”, 但在它与日本整体的关系上, 幕府则按“异国”对待, 规定对“异国”琉球的关系与日朝关系一样, 即为一种具有正式邦交意义的“通交”关系。在这种虚有其表的地位上, 琉球国王照例每当幕府将军袭职时向江户派庆贺使, 每当琉球国王袭封时则向江户派谢恩使, 谒见将军。但是由于明朝的坚拒, 幕府欲通过琉球与明朝复交的计划告失败。 1619年明朝浙江总督照会德川幕府之后, 日本对明交涉再无进展。重返华夷秩序的努力归于失败, 日本无法获得明政府的册封, 导致日本在开展东亚外交时, 面临极被动的局面。日本不得不转而谋求新的外交礼仪名分, 这成了德川幕府构建新外交格局的起点。1629年“平辽通贡”交涉的失败加速了日本改革对朝外交体制的步伐。1631年日本发生了所谓“柳川一件”事件。事件的处理结果, 导致柳川氏被彻底剥夺了在对朝交涉权限。1636年3月14日德川家光召见宗义成, 责令其在1636年请来朝鲜通信使, 同时指示将事件的处理结果通报朝鲜, 表明今后的对朝外交由对马藩全权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