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十才子与江南地方诗人诗歌比较.docxVIP

大历十才子与江南地方诗人诗歌比较 唐代大理前后，江南收集了许多学者的诗人。他们一部分是安史之乱中两京失守后从中原南渡的士人,如刘长卿、朱放、张继等;一部分是恰好此时游宦江南的文士,如李嘉祐、皇甫冉等;另一部分是原籍江南因避乱而南归的文人,如戴叔伦、严维等。乱平后,除一部分北上外,这些士人大都留了下来。这就使得大历贞元之际,诗人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那就是钱起、卢纶、韩翃等大历十才子诗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呈献当时的达官贵人。一是以江东吴越为中心,那就是……刘长卿、李嘉祐等人,他们的作品较多地描写风景山水。”(232页)而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诗人群,又大致可分为地方官诗人和方外隐逸诗人。方外隐逸诗人我们暂且不论,江南地方官诗人指的是大历贞元之际,游宦于淮右、江左、荆湘等吴楚之域的一批诗人,他们既有地方行政官员亦有幕府从事。这批诗人队伍庞大,确切人数难以具数,刘长卿、李嘉祐、戴叔伦、韦应物为重要代表,唱和者又有鲍防、颜真卿、独孤及、戎昱、张继、皇甫冉、严维等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群体,当然不乏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审美趣味,然而,更多的是因为有相似的身份和经历。大历十才子和江南地方官这两大诗人群,由于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噩梦,他们的诗歌呈现出共同的主题,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说的主要“着眼用力于写日常生活、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穿于悯乱哀时的情绪之中。”而在诗歌题材上,大写酬赠诗、山水诗亦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然而,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言,这两大诗人群体分处“两个地区,诗歌的内容与风格也有所不同”(232页)。至于具体有何不同,由于傅先生此书重点在考订诗人的生平,故对诗人的创作未作进一步说明。本文试图就这两大诗人群诗歌内容与风格上的差异作进一步辨析。 一 各在诗目的之间的交融 在祖饯、酬赠之风盛行的大历时期,无论是大历十才子还是江南地方官诗人,都写了大量以送别酬唱为题材的诗歌。考大历十才子与江南地方官诗人,由于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取向的差异,他们酬赠诗的酬赠对象是有不同的。十才子的酬赠对象多为权贵势要,而江南地方官诗人则多与同僚及法师道人唱和。 大历十才子虽然也有不少诗是与中下层官吏、法师道人、亲友互相赠酬而作,但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的,“他们的作品较多地呈献当时的达官贵人”(232页)。胡震亨《唐音癸笺》卷25:“十才子如司空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由此可见,京城新贵、朝中权要是大历十才子在长安期间酬赠的主要对象。 由十才子与权贵势要的酬唱作品,不难理解他们这些诗作的意旨和动机:以诗干进,向权要乞禄:“末路还思借,前恩讵敢忘。……惭将多误曲,今日献周郎”(李端《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因寄元校书》)、“只在丹青意,凌云也不难”(崔峒《咏门下画小松上元王杜三相公》),那渴盼垂顾援引之心可谓良苦。如此功利的目的就使得他们的这些诗作易漠视纷乱而严峻的现实或虚美阿谀、歌功颂德,或低声下气、含悲乞怜,或低眉顺首、奴态可鞠。如永泰元年秋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旧唐书》卷11《代宗本纪》),而在十才子的诗中,却是“为报诗人道,丰年颂圣猷”(钱起《禁闱玩雪寄薛左丞》)、“不愁欢乐尽,积庆在和羹”(钱起《陪郭常侍令公东亭宴集》),粉饰太平。其他如: 今朝都尉如相顾,愿脱长裾学少年。(李端《赠郭驸马》) 长跪捧嘉贶,岁寒惭所钦。(钱起《裴侍郎湘川回以青竹相遗因而赠之》 不嫌鸣吠客,愿用百年身。(李端《送黎少府赴阳翟》) 岂能裨栋宇,且贵出门阑。(崔峒《咏门下画小松上元王杜三相公》) “苟悦权右,取媚薄俗”(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150页),可以说是这部分诗的特点。韦应物是地方官诗人的代表之一,乔亿《剑溪说诗又编》评之曰:“韦诗五百七十余篇,多安分之语,无一诗干进,且志切忧勤,往往自溢于燕游赠答间,而淫荡之思,丽情之句,亦无有焉。”(1 122页)两派诗品的高下,自可想见。 江南地方官诗人的酬赠对象以同僚及法师道士为主。如果说,十才子投诗势要在于以诗干进的功利目的的话,那么地方官诗人与僚属及佛道方外的交游唱和,更多显示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取向朝精神方面的转移,他们或寻求精神解脱,或互相鼓励与劝勉,或借此消解来自职务的压力。 大历时期政治局势动荡,地方官诗人常遭颠沛转徙、遇谤遭贬之苦。如戴叔伦因刘晏被贬而出为东阳令,李嘉祐被贬为鄱阳令,皇甫曾被贬为舒州司马,刘长卿“刚而犯上,两遭迁谪”(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诗评》,153页)当僚属友朋遇谤或遭贬斥,诗人们不由在互相唱酬送别中流露出真挚的同情、关怀与鼓励。上元年间,浙西节度使侯令仪因刘展之乱而代人受过流贬康州,刘长卿在送行之际为之鸣冤叫屈:“迁播共知臣道枉,猜馋却为主恩深”、“北阙九重谁许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