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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与人类社会的数据化 一 大数据的社会结构 “大数据”是我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也是本次讲座的中心概念。要谈“大数据”与人文研究的转向, 则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个关键问题, 什么是大数据? 我相信, 这个名词对于计算机专业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大数据就是瞬息万变的海量数据, 这个数据是客观存在的, 但它又不确定。就像现在这间教室, 不断有同学从正门进来, 也不断有同学从后面出去, 教室里整体的人数是不固定的, 好似一个小的世界。尽管不断变化, 但这些数据又客观存在, 这就是广义上的大数据。在这个人口增长、信息爆炸的年代里, 大数据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 然而, 目前学界对于大数据的研究, 仍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 关键在于许多学者仍然未将其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 始终还在工商管理、计算机与统计学领域内进行讨论, 只有少数学者将其与新闻传播、社会学进行有限度的结合。甚至还有学者认为, 大数据本身就是一个理工科的概念, 与人文科学无关。 这就好比是20年前, 一说到电脑、互联网, 那必定是计算机业内的专有名词, 是与Qbasic、C+语言、源代码息息相关的概念。而在今天这个计算机、互联网甚至是“云时代”里, 我相信仍然会有很多整天拿着手机刷屏的朋友不懂什么是编程。所以说, 现在不会有人再认为, 计算机、互联网只是理工科的人才需了解的专有名词。 “大数据”也一样, 在未来不远的日子里, 我们每个人都是它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在我看来, “大数据”就是社会未来的组织形态, 即数据化 (datazation) , 这是我生造出的一个新单词。在这个人手一部手机、时时可以上网的年代, 每个人既时常将他者数据化, 也是被数据化的对象。 著名诗人卞之琳在《断章》里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窗外看你。”其实, “大数据”也一样。我们一边收集数据, 但在许多人看来, 我们也是数据之一。因为这是一个把一切人、事与社会关系“数据化”的时代。 我们的身份证、银行卡、公交卡, 乃至理发店、图书馆、健身房办的卡, 都是数据卡。大家在里面都是一条数据, 姓甚名谁、哪年出生、是男是女、家住何处, 只要输入身份证或其他证件号码, 一切一览无遗。通过网上购物, 商家就能采集到购买者的家庭情况, 是否有婴儿、是否有宠物、是否有车、消费能力如何等等。这样看来, “大数据”是不是只和理工专业有关? 现在有个观点, “大数据”就是在互联网上的总体数据, 这个数据当然很大, 而且在不断变换, 所以很多研究大数据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网络时代的所有资源。事实上, 这只是狭义的“大数据”概念。从广义上讲, 大数据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形态, 研究者面对的并非浩如烟海的数据, 而是由这个数据所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譬如, 当年“甲流”泛滥时, 国际卫生机构利用谷歌搜索所提供的“客户检索关键词”, 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时间定位了流感的发作情况, 这就是社会形态的数据化。 二 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的转向 下面我谈谈大数据与人文学科的关系问题。这几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问题, 但我并没有按照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作品或思潮来归纳总结, 而是从出版传播学的角度来切入。譬如就“莫言影响力大”这个命题而言, 我所做的研究是:莫言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当然, 这是需要一个数据来说话的, 比如他的书在图书馆借阅量如何、他的名字在报纸上呈现次数如何、他的书在书店销量如何、他的言论被各种文章引用率如何, 甚至他的名字在微博中出现的次数如何, 等等。凡此种种, 都是证明他影响力大小的工具。不能笼统地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 其影响力就大了, 而没得奖就影响力小了。人文研究也是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的核心就是真实, 真实来源于客观存在的数据。 我认为, 青年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 很容易犯一个错误:空泛。谈问题都是后现代、新史学、结构主义等宏大叙事的空泛概念, “巨大影响”、“绝大多数”等名词时常被使用, 绝大多数是多大?巨大又是多大? 所以我认为, 在大数据时代, 人文研究必然会发生新的转向。人文研究要与大数据相结合, 而大数据又依赖于社会学、统计学而存在。美国加州大学有一个叫爱蒙德·琼斯的青年学者,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 就是利用大数据来进行人文研究。他利用电脑搜索引擎、统计软件以及发放网络问卷的形式, 搜集到了美国近一大半公墓管理部门的材料, 旨在解答一个问题:当下美国人怎样举办葬礼?答案当然千奇百怪。研究者把这个庞大的数据扔进了计算机软件, 进行分类研究, 最终化零为整, 形成若干条结论, 综合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美国人对于生死的看法。 与此相对应的是, 日本有一位名叫田中诚一的美术学学者, 他并不拘泥于简单的画家、画作或思潮以及时下最时髦的市场研究, 而是找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