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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论研究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的概念由中国编辑协会在2008年4月举办的第一次“中国编辑高水平讨论”上提出。其目标是促进中国读者的“深入文化领域，把握历史高度，拓宽视野，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重新审视和思考文化、媒体和编辑之间的关系。（1）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能够站在时代前列，理性地定位他们的角色，明确目标和任务，积极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民族文化的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以及更高的国家文化热情。此理念一提出, 即受到专家、学者、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结合各自的专长, 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不同角度, 运用政治经济学、社会文化学等各种理论方法展开了深入的多维论述, 阐发出大量新颖深刻的见解, 尤其对提出这一理念的及时性、必要性和科学性众口一词, 认为这是一个与时俱进、契合时代并符合编辑理论、实践自身发展规律的正确理念。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的提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最终在首届“中国编辑高层论坛”上以相对完备的形式被提出, 可以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由潜流到显学的过程。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也基本上呈现出同样的特点。有所不同的是, 对“大文化”、“大媒体”和“大编辑”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开来进行的, 而且时间进程也并不一致。最早以“大”视角被研究的是文化,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自上世纪末便开始逐渐涌现, 但这些研究视角驳杂、论点不一, 即使纯粹从文化角度进行的研究, 更多地也只是主张将常规形式的不同文化形态从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上加以整合, 其所依托的仍然是旧有的文化理解模式, 缺乏比较中西的世界性眼光和将所有文化内容贯通一气的信息化视角。“大媒体”方面的研究是伴随着新媒体的方兴未艾而产生并日渐形成潮流的。但由于起步较晚, 成果也相对有限, 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傅玉辉的《大媒体产业: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8年) , 《今日美国》资深记者凯文·曼妮 (Kevin Maney) 的《大媒体潮》 (时报出版社, 1996年) 以及王菲的《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 。这几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从信息化、产业化的角度论述媒介融合问题, 且既有理论探讨, 也有实践概括, 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媒体”研究的主流取向。大编辑的提法得以出现, 从实践层面上说是“大文化”、“大媒体”的现实发展趋势使然, 从理论上来说则是一种实践催动下的方法借鉴, 从时间上来说, 这方面的研究是最后出现的。截至目前, 关于“大编辑”的研究已有若干论文提及, 相关著作尚付阙如。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理念的提出可谓顺势应时, 在学界和业界均广受认可, 少有异议和反对之声。研究者们结合时代要求、媒介现状和技术趋势不断阐述和丰富这一理念的内涵, 并着重探讨如何将这一理念付诸具体实践, 或者说如何以“大文化”的视野, 运用“大编辑”的才技, 合理高效调度运用“大媒体”资源, 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终极目的。 一、 “三自”体系的构建 “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这几个概念并不是孤立的, 它们之所以作为一种理念体系被提出, 就在于彼此间是相互牵涉、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这一理念体系中的“大编辑”是理念得以贯彻实施的落脚点, 而其中的“大文化”是贯彻理念的一种文化世界观, 或曰一种文化视域, “大媒体”则是从可操作的、方法论的层面上进行的一种方向性规范和导引。 (一)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实践活动,其发展是社会的发展 任何一种理念的提出本质上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是对实践领域或相关联社会活动的因应性反应, 当它科学、客观地反映了本领域实践活动发展的规律和趋向时, 可以指引、促进实践的向前发展;反之, 则会误导和阻碍相应实践活动的发展。“大文化”与“大媒体”概念的提出, 也是如此。 1. 经济属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文化在民族和国家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巨大, 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 成为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 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基础和源泉。改革文化体制, 创新文化活力, 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要获得长远发展和繁荣兴旺的不二法门和制胜利器。在文化大普及、大繁荣的21世纪,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结合变得史无前例地紧密, 彼此间的相互依赖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 文化不再单一地凸显其意识形态本质, 其作为经济领域一个重要产业的特点逐渐被强化, 文化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 更强有力地发挥其对社会的影响作用, 就必须将意识形态特点与经济产业化特征结合起来, 两种属性互为表里, 相互推动。 美国学者罗杰·皮尔逊把社会文化的传递方式分为两类:纵向的“社会遗传”和横向的“文化扩散”, “当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