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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劳伦斯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1989年10月，上海第一个邵氏国际研讨会举行，表明邵氏研究已受到中国科学家的关注。最近几年,国内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先后发表了20余篇研究劳伦斯及其作品的论文。论文作者主要是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人员——大部分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一部分从事汉语语言文学研究——可以说他们的成果是较具有代表性的。 这些论文的研究对象涵盖劳伦斯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文艺随笔。 有的论文集中研究某一小说的某个特点,如:《恋爱中的女人》中的对话结构,《儿子与情人》中的精神之爱、理智与情感、俄底普斯情节、社会背景、现实主义及其影响;《彩虹》中有关社会发展、人性堕落以及劳伦斯理想世界等诸方面的问题。 有的论文着重研究劳伦斯的几部小说的某一特点,如:作为领袖问题小说的《袋鼠》、《羽蛇》和《亚伦的魔杖》;《彩虹》、《儿子与情人》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意象和象征;劳伦斯小说创作的主题思想演变等。 对劳伦斯诗歌、文艺随笔和短篇小说的研究却较少:有对劳伦斯的诗歌的概括性的介绍;有对诗歌《死亡之船》、短篇小说《逾矩的罪人》的集中研究;有对短篇小说《太阳》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比较研究;只有两篇论文是以研究劳伦斯的文艺随笔为基础的。 通过这些论文,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期对劳伦斯的研究基本上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的: 1.0 从“劳动”到“经济”:从运输关系到阶级关系的转变和变革 对作家生平的研究有助于研究作家的作品,而对作品的兴趣又会激起人们对作家生平的兴趣,对劳伦斯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对《儿子与情人》的研究中,这点尤为突出,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较新颖的是徐崇亮的文章《不是我,而是风……——读D. H. 劳伦斯的诗》。他以劳伦斯的妻子弗莉达·劳伦斯的书名《不是我,而是风……》为题目,把劳伦斯在各个阶段的感情和思想发展与其诗歌创作联系起来,指出:劳伦斯的诗反映了他与几个女性(包括他母亲)、家庭、社会、自然、战争、道德的关系,了解其生平对于读懂他的诗有很大的帮助。徐告诉读者要有选择地读劳伦斯的诗,要正确理解劳伦斯的“非韵律诗”,因为在“韵律诗”里,劳伦斯也使用了不连贯的韵律,而在“非韵律诗”里他又常运用连贯一致的韵律结构,这对我们理解、研究他的诗歌有很大帮助。作者指出,两个对立的题目暗示了从第1册到第2册的诗歌创作有根本的价值判断上的变化:是诗人从传统的年轻人脱胎换骨成为有灵气的自由人的真实写照。 刘须明在论文《荒诞人生的最早感应者》中,叙述了劳伦斯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折时期与几个女性的情感纠葛,指出《逾矩的罪人》反映的就是劳伦斯本人的矛盾心理。 2.0 俄底浦斯情结对其社会因素的研究 对于劳伦斯的哲学社会观研究也是这些论文集中研究的一个方面。 在这方面研究较独特的是何颖。她通过研究劳伦斯的《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书,特别是《地灵》、《富兰克林》、《克里夫库尔》等文,探讨了劳伦斯的自我观——人的自我和自然的本质都是神秘的、不可知的,个人要发现真实的自我,必须脱离“陈旧的、死亡的社会模式”(何颖,2000:147),可是人的意识发展必然把人拖入一个群体即社会里,而社会又是具有毁灭力的;何颖还分析了小说《虹》里的厄秀拉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伯金作为劳伦斯生长、认同、抛弃旧我的自我体现,最后,她又回到《美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书,指出劳伦斯通过小说阐述了“活生生的人”的观点。 在关于《儿子与情人》的三篇论文中,作者都对人物进行了心理分析,葛丽娟和张礼龙都认为,俄底浦斯情结不足以解释保罗和他母亲的关系,他们探索了导致保罗爱情悲剧的其他社会因素。万莉则认为,俄底浦斯情结对保罗的生活和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葛认为,用俄底浦斯情结来解释《儿子与情人》中保罗和他母亲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关系:母亲是伟大的又是可怜的——尽管婚姻不幸,她却努力把孩子抚养成人,并且努力使他们有教养、体面;作为儿子,保罗对母亲的感激和敬慕是自然的,他有责任对母亲的付出做出回报——报以同样深挚的爱。 张则提出,莫瑞尔夫人和她的孩子们的悲剧还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所致:莫瑞尔夫人渴望上流社会的生活却被丈夫欺骗,失去了那种机会,所以她要克服生活中的困难努力使孩子们体面。同时,由于婚姻的不幸,她只能从孩子身上得到感情安慰,不料却造成了儿子爱情生活中的障碍,造成了他们爱情生活的不幸。 胡亚敏则认为,保罗的生活表现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压抑,这种压抑源于一个被理智所控制的社会对精神生活的忽视。莫瑞尔夫妇婚姻的失败是由他们的性格差异所致的,他们二人实际上分别代表着理智和情感;另外,莫瑞尔夫人的不幸还在于她的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性的特点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以丈夫和孩子为中心。 马文丽认为《彩虹》表现了社会的进步与人性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