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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新科幻中的人文议题    近两年来，中国的新科幻小说越来越超出科幻迷的小圈子，而进入到严厉的文学阅读与讨论者的视野。其中的缘由，与中国科幻本身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有关系，而从传统文学和人文学的视野看，则会留意到，中国新科幻本身大幅度地涉及一些永恒的也特别前沿的人文学议题，同时在艺术上也有很多的探究和试验。自从玛丽·雪莱以来，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在科幻小说中几乎成了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科学的人文后果，在科幻小说的第一代大师，譬如H.G.威尔斯那里，也已经消失了范围广泛和让人难忘的表现，在20世纪中期以后的文学和电影里(譬如小说领域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宰场》、电影领域库布里克的《2022太空奥德赛》与塔可夫斯基的《索拉里斯》、《潜行者》等)，科幻越来越争论一些尖端而深入的人类境遇的问题，本身也越来越成为严厉艺术和试验文学的一局部。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新科幻消失了哪些新因素?涉及哪些人文学议题?对其思索与表现又到达了何种深度?有无明显的缺陷与可再进一步的余地?凡此种种，都是摆在评论者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将择取在中国富于盛名的三位科幻作家王晋康、刘慈欣、韩松的几部作品，尝试对此进展分析。  一、民族寓言的表达  我们的争论可以从一个貌似不那么富有新意的地方开头，那就是：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这个论题好像不太富有吸引力，却可以给我们的争论一个冷静和具有重量的压舱物，对于争论常常会想入非非、飞到太空乃至异度空间的科幻小说来说，这种冷静和具有重量感的现实态度可能尤其必要。  一个新来的观看者阅读中国新科幻小说，可能会有些惊讶地立即留意到中国新科幻与历史和现实的严密关系，以至于许多新科幻小说，几乎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或富于“现实主义”素养的，尽管其中固然不缺乏科幻小说必不行少的假定性的设置和情境。“现实主义”在这里，首先指的是对于实际发生的历史和现实的关注、批判和反省，中国新科幻被引入严厉文学界时，最初就是这样被推介的@。这固然出于策略的考虑，却也不乏文本的支撑，事实上，中国新科幻中的确有不少具有历史和现实反思与批判颜色的作品。例如，王晋康的《蚁生》，想象在“文革”的背景下，一个痛恨人类的自私和堕落的知青，用从蚂蚁身上提取出的一种激素，喷洒到人身上以产生一个蚂蚁式的“共产主义社会”，可以说为“反乌托邦”的写作供应了一个中国式的范本，其与实际发生过的中国历史的互文性作用，更使得这部作品可以很简单被当做历史寓言来读解。与《蚁生》的历史反思相比，韩松的《我的祖国不做梦》，则直接可以看做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特定方面的寓言——在这部令人惊悚的小说中，常常感到疲乏和精力不振的仆人公，有一天突然发觉一种怪异的现实，在新技术(药品和微波放射)的掌握下，整个国家都在夜晚放弃了睡眠，为了某个目的在梦游状态下不倦地工作。全国人民都被操纵着放弃了“幻想”的权利，而只有在“梦游”状态“工作”的权利，小说中的某位要人对维护“做梦的权利”的仆人公说：“可是，世界上很快就不会有你说的那种地方了。……全世界都要推广梦游，但却有更宏大的目标，不单单是考虑某一国的经济增长了。”  熟识当代西方文论的读者可以立即从今类写作联想到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关于“民族寓言”的论述@。詹明信曾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都可以作为“民族寓言”来解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似乎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这种解读用在解读中国新科幻中那些具有历史和现实寓言颜色的作品特殊适宜。在这类文学中，个人的权利、欲望和生存状态，与整个国家主导性的思想和观念息息相关，以致其间好像不存在兴旺资本主义文化在政治与诗学、欲望与权力，总而言之是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然而，某种进一步的追问、界定和辨析仍是特别有必要的：这一类文本叙述了什么样的“民族”?是何种性质的“寓言”?我想指出一个现象：在中国新科幻和其他梦想文本中，“药”都是一个频繁消失的富有意味的象喻，譬如说《蚁生》中的“蚁素”，《我的祖国不做梦》中的“去困灵”和转变人脑状态的社区微波技术——后者也可以看做一种“药”，读者还可以联想到现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带有肯定科幻颜色的政治梦想小说《盛世》中的药品——被相关机构添加在自来水中“第N代的MDMA”，“温柔、不会上瘾、无副作用，服用后心情特好，觉得世界布满爱，想跟人拥抱，向别人倾诉心里话”，从而完全遗忘历史上的悲剧大事和现实的阴暗一面，而沉醉在“盛世”的幻觉之中。自卢梭以后，科技进展可能导致悲剧性的人文后果，就成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反复不断争论的主题，而自玛丽·雪莱的《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