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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加坡调解公约》的困境和应对 ? ? 蔡 伟 一、引言 在全球民商事纠纷解决上，国际社会一直都在致力于发展能够涵盖诉讼、仲裁和调解的多元化体系。在本世纪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简称“贸易法委员会”)期待借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以国际商事仲裁的成功经验推动国际商事调解的发展，并就此编写了《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2002年通过，简称“《示范法》”)；但是，当时未能就核心问题“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达成真正一致的意见，因此将如何处理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留给选择采用该《示范法》的各个国家。 2014年，制定能规范和执行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多边公约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2002年《示范法》中关于国际执行机制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但是经过四年多的协商和努力，贸易法委员会最终在2018年取得共识，达成《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或《调解公约》”)。《调解公约》于2018年12月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在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开放供各国签署，并于2020年9月12日生效。截止2022年3月，它一共有9个批准的缔约国，分别是白俄罗斯、厄瓜多尔、斐济、格鲁吉亚、洪都拉斯、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新加坡。 总体上，国际社会对《调解公约》普遍响应积极，对该公约的实施前景持乐观的态度。我国也有不少观点支持该公约在国内实施，目前研究普遍关注的是如何构建既解决我国核心关切又符合国际先进经验的机制来对接公约。(1)比如商务部：《条法司举办〈调解达成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研讨会》，/article/bc/201809/20180902790554.shtml，2021年6月25日访问；刘晓红、徐梓文：《〈新加坡公约〉与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对接》，载《法治社会》2020年第3期；刘敬东、孙巍、傅攀峰等：《批准〈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我国的挑战及应对研究》，载《商事仲裁与调解》2020年第1期；孙南翔：《〈新加坡调解公约〉在中国的批准与实施》，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2期。然而，这并不表示该公约能够取得和《纽约公约》一样的成功，(2)参见赵云：《〈新加坡调解公约〉：新版〈纽约公约〉下国际商事调解的未来发展》，载《地方立法研究》2020年第3期。这从签署的国家多，但是批准缔约的国家很少中(尤其是目前没有大国批准该公约)可见一斑。从全球的实践来看，赋予调解结果以确定的法律执行力还存在巨大的现实障碍和理论困境，调解的多样性及其带来的质量控制难题影响着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和《调解公约》的实施。 本文以调解的理论和实践困境为基础，审视《调解公约》在质量控制这一核心问题上可能存在的不足，并分析其在我国实施可能存在的问题，以此来探讨我国对该公约的态度。鉴于现有研究对《调解公约》相关条文的解释已经多有分析，本文对此不再着重笔墨，而是基于在争端解决领域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视角，围绕国际商事调解的困境、质量控制难题以及《调解公约》相关机制的不足展开。 二、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既判力困境 (一)既判力的厘清 既判力是在诉讼程序中援用的概念，通常指“确定判决在实体上对于当事人和法院所具有的强制性通用力，表现为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另行起诉，也不得在其他诉讼中就同一法律关系提出与本案诉讼相矛盾的主张，同时，法院亦不得作出与该判决所确定的内容相矛盾的判断”。(3)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相对于诉权论是关于诉讼的出发点的分析，既判力可以认为是关于诉讼终结点的理论。(4)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56页。 既判力是纠纷解决结果执行力的标准，体现了国家对此的认可，对外国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样源自国家的主权。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常有不同国家的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都主张或行使管辖权，导致了“平行诉讼”的问题，这体现的也是主权之间的冲突。既判力与执行力既有区别，又息息相关。通常而言，判决既有既判力，又有执行力；而有的如确认判决、形成判决等只有既判力却无执行力，也有的判决如程序意义上的先予执行裁定、保全裁定等只有执行力而无既判力。因为传统学理和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既判力客观范围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5)参见陈晓彤：《既判力理论的本土化路径》，载《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第147页。在国际的语境下，既判力的问题就更加复杂。一国内的判决在外国对当事人的约束力和终局性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目前主要有效力扩张说、等同效力说和重叠考量说等多种理论可以作为分析承认外国判决的效力范围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