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述论.docxVIP

? ? 1912 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述论* ? ? 何永明，刘博山 （1.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孙中山在论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时明确指出： “中央有中央当然之权，军权、外交、交通、币制、关税是也。地方有地方当然之权，自治范围内是也，属之中央之权，地方固不得取之；属之地方之权，中央亦不得代之也。”[1]482不难发现，在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中，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分明，军权、外交权归中央所有，地方不得染指，但这种关系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未能完全实现。辛亥革命虽使帝制终结，但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推崇的民主共和政体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此外，由于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府无力掌控全国，致使地方军阀割据盛行，加之新疆协饷断绝，远离中央，使1912—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总体呈现非正常状态。新疆和平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方步入正轨。 目前，学术界涉及1912—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三册）①参见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新疆简史》第三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陈慧生与陈超的《民国新疆史》②参见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袁红玉的硕士论文《简析近代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之关系（1912—1928）——以新疆 “七七政变” 为中心》③参见袁红玉《简析近代新疆地方与中央政府之关系(1912—1928)——以新疆 “七七政变” 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杨娟的硕士论文《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研究》④参见杨娟《盛世才主政时期新疆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此论题的系统性研究还稍显不足，且对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论述，多以杨增新实行 “认庙不认神” 政策一概论之，未对此关系的前后变化过程加以充分关注；再者，关于国、共两党新疆治理前途的比较研究和原因探讨还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参证相关的档案史料，对1912—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至1928年新疆 “七七政变” 发生，除袁大化短暂主政外，新疆处于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末任巡抚袁大化作为清廷统治秩序的维护者，极度仇视革命，武昌起义后，镇压了1911年12月刘先俊发动的迪化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又镇压1912年1月杨缵绪、冯特民等发动的伊犁革命。清帝退位后，袁大化方服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然不久便辞职东归，新疆由此进入杨增新主政时期。杨增新主政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依次历经了服从中央政府— “认庙不认神” —服从中央政府之变化。 （一）在袁世凯执政时期服从中央政府 清帝退位后， “（新疆）接邮传部电开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谕旨，皇帝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皇帝逊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以全权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共和，新疆文武，遵旨承认。二十七日，大总统袁世凯电令改巡抚为都督”[2]600-601。袁大化由服从清廷转而服从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并最终选择辞职东归。 杨增新承袁世凯授命成为新疆都督，继而主政新疆达17年之久。在袁世凯执政时期（1912—1916年），杨增新在政治上与袁世凯互相支持，形成默契。在军事、外交方面，杨增新服从中央指令，在对 “策勒村事件” 的处理过程中，接受俄国驻京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的 “赔礼” “惩凶” “抚恤被害家属”[2]267三项无理要求，在外蒙由俄国支持妄图独立并西犯科布多和阿尔泰之时，杨增新听从中央的军事调遣，积极援助科布多、保卫阿尔泰，并于1913年7月间，在察汗通古两次击退外蒙封建王公军队的进袭。新疆还积极寻求中央的外交支持，依托中央对俄交涉，抵制俄国干涉，谋求与外蒙军队和平停战，①参见何永明《杨增新在外蒙西犯科布多、阿尔泰时的军事与外交努力》，《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杨增新服从中央政府有其自身原因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其一，杨增新承蒙袁世凯任命为新疆都督，对其心怀感念；其二，杨增新具有忠君爱国的传统观念，在政治体制上，其对美国的总统制等并不认同，故而对袁世凯追求专制和复辟帝制予以支持；其三，杨增新本身就是晚清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吏，从内心维护中国的法统传续，认为地方政府必须服从中央政府；再者，在对待英俄等国的政策上，杨增新与中央政府并无冲突，在受到外部压力尤其是俄国的压力时，自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