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初始家园、身份两重想象现代派小说《上海狐步舞》与《游园惊梦》的深层对话.docxVIP

回归初始家园、身份两重想象现代派小说《上海狐步舞》与《游园惊梦》的深层对话 穆世英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文坛，关注现代化小说。《现代》杂志。他以擅长描绘都市风情和洋场情调著称,被称为“新感觉派圣手”。而白先勇的现代派小说创作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受到夏济安先生的提携,后与台大同学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鉴于生活的时间、地域等因素的限制,两人谈不上有直接往来,但在他们各自的代表作《上海狐步舞》和《游园惊梦》中都以自己的方式表现了对于内心深处的“家园”和“身份”的想象,不约而同地呼应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精神内核,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对话。 1 文学期待与自然的意义 20世纪初的上海,已不是“蕞尔小邑”。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1843年正式开埠以后,上海作为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迅速崛起。商业能量逐渐影响着生活于其间的人的生存形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精神追求等方方面面。然而,对于有着几千年农耕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商业城市所表现出来的话语形式是陌生的。特别是对尊奉“君子”之道的中国文人来说,现代商业文明所带来的文化形态无疑是一种异质性的存在。显然,现代化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发展,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被不同程度的异化:信仰丧失、价值失落、道德沦丧——贫富悬殊所致使的生活困境,以及在此境遇中日渐滋长的孤独寂寞、百无聊赖的精神困境,成为一种突兀的显现。大百货公司、电影院、跳舞场的喧闹噪杂,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失落、焦虑、病态和无所适从,打破了那些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文人们对于江南城市的诗意想象。 自先秦始,老庄的崇尚自然的哲学观点和生活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这种超脱凡俗、与物无忤、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为一部分文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也成为另一部分文人的生存理想。随着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宋代成为传统社会中城市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然而宋代文人眼中所谓的城市的繁华,是“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山水人事。显然,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美好记忆以及文人对自身风雅身份的定位使得现代作家对于江南城市充满了诗意的期待。此种期待在30年代作家们的散文中则流露得十分真切。例如叶圣陶的《天井里的种植》《牵牛花》,柯灵的《夜行》,或抒写对种植的热爱,“希望通过自身努力来给都市生活带来诗意与自然”;或描绘闹市中“静”的风景,这种生活情趣与体验实际上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作者对传统文人所崇尚的诗意雅致的生活姿态的深深眷恋。 文人内心深处所期待的上海是如此,然而真正的上海是什么样子呢?来看穆时英在《上海狐步舞》中的描绘。小说开头便写: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林肯路。(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底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三个穿黒绸长褂、外面罩着黑大褂的人抢劫一个乞丐;有钱人家的姨太太向先生要钱,和“法律上”的儿子暧昧调情、在酒吧舞场夜总会里挥霍;建筑工人意外而无声地死亡;城市有产阶级在华东饭店的抹牌赌博;“躲在建筑物的阴影里”拉客的妓女;“四天没吃东西的”老婆儿诱骗男人回家让媳妇卖淫;吃力拉着醉酒的水手的洋车夫;跳水自尽的失恋的年轻人——一面是有钱人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一面是无产者食不果腹被逼卖淫;一面是有钱人抹牌赌博花天酒地,一面是无产者无声地劳作与死亡。这就是真实的上海。它是有钱人的“天堂”,是无产者的“地狱”。乞丐强盗、舞厅赌场、贫富差距、虚情假意显示出上海这个都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的不同程度的异化。这哪里是文人们想象中的充满诗意的江南城市呢? 重农抑商的社会传统、中国古典文学中所记录的丰富的诗意田园生活的记忆,使得中国文人精神深处与山水田园有着天然的亲近,甚至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中,在经历各自的艰难跋涉后,他们都把“山水田园”当做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陶渊明、王维实际上是很多文人的精神偶像。长久以来,以商品生产、交换消费、工业发展为特色的现代都市在中国文人的精神记忆里都是陌生的,尽管他们可能身居其间,尽管现代化不断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梦想与企盼,文人心中不断回望的仍然是渐行渐远的山水田园。那不仅是文学作品所需要的“意境”,也是象征文人身份的理想标志。 2 打造故事情境,引导情感情结 1949年随着国民党战败去台,一批人因各种原因抛别故土亲人,背井离乡,迁居台湾,成为远在他乡异地的游子。而随着国民党“反攻大陆”梦想的破灭,远在大陆的“家园”在迁台军民心中有着复杂的意义。“忧心慇慇,念我土宇”,远离家乡的颠沛流离,其中的孤独、落寞和失意都以各种形式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集体无意识”。 《汉书》有云:“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可见国人视故土为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