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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及启示 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公众科学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数，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此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重视。美国早在1952年就进行了第一次公众科学素养调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如今，定期开展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制定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化策略。 对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研究始于1989年，是由中国科协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开始研究的。在国家科委（后改为科技部）的资助和科协的支持下，中国科协的课题组在1992年、1994年和1996年进行了连续3次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大型调查。在停滞5年以后，2001年，在中国科协的资助和领导下，课题组建立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观测网”，并进行了2003年的第5次调查和2005年的第6次调查。2007年又进行了第7次调查。2009年第8次问卷入户调查也于2010年完成，并且在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工作总结会上做出计划：今后将每5年进行一次全国大规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并在期间进行专项调查与研究。 一、我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内容的演变过程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对科学素养的研究是在没有研究积累的情况下，由一些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提出研究思路并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资助进行的。调查的理论、思想和方法基本参照米勒的体系。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知识指标，因此使用这个指标获得的数据是在发达国家社会形态中的知识维度体系上建立的。 然而，对科学的认识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西方的指标和测度标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社会形态考虑适合中国公众科学素养的维度和调查研究的方法。 中国的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和教育文化发展不平衡、具有多民族和历史悠久的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太多的差异，加之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需求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所产生的信息和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国民受文化和信仰的影响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理解和误读，这些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定性研究。应在长时间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项目反应理论和其它技术设计出适合本国特征的指标。在这个指标基础上设计出的适合本国的测度问卷，才能真正得出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水平、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与其它各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 从调查内容来看，调查问卷从引进的最初，中国的研究人员就根据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国情不断地进行修改译文、增减篇幅、试验筛选新题、将开放题封闭等工作。随着研究人员对调查的深入理解和国家对调查结果的更多需求，指标体系也在根据国情逐步修改完善。 1992年8月进行的“中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态度”抽样调查，问卷基本采用了当时美国关于科学素养的调查问卷，在公众获取科学技术信息来源和公众对科学技术态度部分加入了中国国情题目。1994年进行的第二次调查使用问卷与1992年基本没有变化，只是在调查背景变量上对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关注。 1996年的调查问卷增加了公众对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公众迷信程度等内容，以期问卷能全面反映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状况。 2001年的调查沿用了前3次调查的指标体系。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保留原来基本框架不变的前提下，问卷做了部分修订。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问题仍然主要由科学术语和基本观点、科学方法和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的了解程度构成。在调查我国公众科学信息的获得渠道和手段方面，主要了解我国公众是如何通过大众媒体（如报刊、广播、影视、电子网络及聊天等）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方式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在通过主要媒体获得科学技术信息的问题上，调查的重点放在公众使用现代媒体，即电子媒体的状况上。在了解科学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方面，观察了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利弊的看法、对技术和环境及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公众认为科学技术最应该优先发展哪些领域等。 为了2003年第5次调查能够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更好地适合中国国情，在总结过去几次调查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在广泛听取各方面学者的意见以后，在2002年对调查指标和问卷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经过修改后的问卷，问题总量减少了1/4,指标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和明确。根据调查数据需要增加了民族和收入的背景变量，使观察的范围更大，获得的相关分析数据更多。 2003年的调查仍然采用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采用的标准同时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改。在公众科学素养的测试标准中，科学术语在保留了“DNA”、“Internet”、“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