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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与负面形象之比较 一 文学理想的建构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两种类型的人物，即正面和负面，即积极和消极的人。这两种人物中的每一种,又有多种情况。比如,正面人物,旣可以是极偉大、极崇高的各式各样英雄典范,也可以是具有各种不同缺点不那么崇高、偉大,但基本上是被肯定的人物。反面人物,旣可以是罪大恶极的典型的坏人,也可以是不那么坏、不那么丑,但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人物。站在一定的阶級立場,区分好人和坏人,应該有明确的阶級的标准。但正面和好人、反面和坏人不是一个概念,涵义不完全相同。由于各个作品的主題、內容不同,作家在作品里所肯定和否定的事物不完全一样,因而正面、反面的具体涵义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把正面和反面的划分,像小孩子划分好人、坏人一样;理解得太簡单,以为正面的就一样的好,反面的就一样的坏,而且把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复杂繁多的人物簡单化为正相反对的两种人,那么这样的划分就自然是不合乎实际,甚至可以說是可笑的了。有人先把这种划分这样簡化,然后加以嘲笑,說这是簡单化,幷因而根本反对正面、反面的提法。这是錯誤的。事实上任何作家塑造人物,都不能不对这个人物有所評价,而評价一个人或一个人的行为,如果有是非观念,就不能不有好坏的划分,如果有自己的立場,就不能不或者肯定或者否定。一切阶級的作家,沒有例外,都是通过对自己作品中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来傳播和抒发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感情,幷以之感染和影响讀者的。 我們閱讀文学作品,如果不是与自己思想感情相抵触的作品,对作品中塑造的各个不同人物,在一般情况下,大体都是随着作者的感情动向,像作者一样,区別加以对待。如果是好的文学作品,不論是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都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影响。但是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所給予我們的影响,显然是不大相同的。反面形象引起我們的憎恶,在思想感情的傾向上是要和它們对立、斗爭,划分界限。正面形象則吸引我們,使我們与之亲近,以至要模仿、效法。如果是新英雄人物,那就更会使我們与之共呼吸、同命运,形成一体。我們閱讀文学作品,总是站在正面人物一边,而且往往以他們的优美的崇高的感情作为自己感情的立脚点。因此,文学作品的感染作用,它的影响讀者思想、性格的力量,正面形象,尤其是正面形象中的英雄人物,显得特别巨大。 一切时代、一切阶級的作家,如果有自己的理想的話,都力求在自己的作品中宣揚自己的理想,塑造自己的理想人物,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的典型。古代作家所創造的这样的人物,至今还富有生命力、能引起人們爱好的,大都是不合理的制度的反抗者(像《水滸傳》中农民起义的英雄,《紅楼梦》里的賈宝玉、林黛玉等),或者是保卫国家、民族的民族英雄(像《說岳全傳》中的岳飞父子,《楊家通俗演义》中的楊家将等),至于作为作家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所寄托、却不具有反叛色彩和斗爭性格的理想人物,像《儒林外史》里的庄紹光、迟衡山、虞育德,艺术上幷不成功,不仅不能打动現在的讀者,就是过去一般人对它們也是評价不高的。这几个人物艺术上的缺陷,主要是来源于作家思想上的問題。这样的缺陷,对古代作家說来,由于时代和阶級的原因,是无法避也无法克服的。十九世紀西欧批判現实主义作家,塑造了許多反面的典型,也塑造了一些正面人物,这些正面人物也多是旧制度的不滿者和破坏者,眞正是作家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的創造者,像巴尔札克《乡下医生》中的理想人物乡下医生倍納西,由于缺乏現实的根据,不能不流于概念化。至于果戈里企图創造的理想的好地主形象、、托尔斯泰想描写的聶赫留朵夫皈依宗敎后的理想生活,也由于違反現实,幻想的嬰儿始終未能出世。即使作家所塑造的理想的英雄人物具有进步意义,比如車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除了艺术上的原因,在思想上也由于带有空想的性质,而不够鮮明、生动。不过,巴尔札克的倍納西和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拉赫美托夫,虽然在艺术創造上都不够完滿,但两者的影响和作用却大不相同。《乡下医生》不曾惊动当时的法国,《怎么办?》却成了当时俄国进步人士的福音。由此可見,文学作品中眞正进步的理想人物,即使艺术上不够完滿,也能激动人心,发生大的作用。 我国今天所处的时代,是英雄主义的革命的时代,是理想和現实密切結合的时代,是广大人民以英雄主义的气为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时代。这个时代給作家創造理想人物,創造我們时代的英雄人物,提供了过去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有的現实基础和客观条件。这个时代也向作家提出,塑造我們时代的正面人物特别是英雄人物,是我們时代的作家的一項特別重要的任务。只有把塑造我們时代的英雄形象这个任务放在第一位,我們的文学才能正确深入反映我們时代的現实生活,才能很好滿足讀者群众的审美需要,才能大大发揮文学的思想教育作用。 塑造新英雄人物,在我国解放后,一直是作为我国文学創作的最重要的任务被强調着。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英雄人物的塑造問題的研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