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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逃人法初探 “逃亡人民法”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清初产生了重大影响。近年来,清初“逃人法”逐渐成为史学界关心的课题之一。我认为:我们不仅要了解“逃人法”的形成和演变,还应该弄清它的性质和作用。譬如:“逃人法”作为直接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到底是奴隶制的,还是农奴制的,抑或二者兼有?“逃人法”对经济基础,是否有一个从基本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弄清这些问题,对认识满族的社会性质和清初的社会矛盾不无裨益。因此,本文仅就清初“逃人法”的形成、性质、作用和演变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正。 一、 建立解决方案的典型制度 清代“逃人法”为努尔哈赤首创。公元一五八三年,努尔哈赤起兵,着手统一女真诸部。当时女真的形势是:“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类似中原“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实力弱小的努尔哈赤,为了收罗和组织部众,防止各类人员外逃,便在起兵后不久,逐步建立起切实可行的法制。“逃人法”便是在这种形势下,顺应这一历史要求而创立的。 公元一五八七年六月,努尔哈赤“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2。此后,陆续在军事、婚姻、逃人等各方面,都规定了专门的法律条文。 “逃人法”的基本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三项:处罚“逃人”;惩治隐匿“逃人”的窝主及有关人员;规定缉捕措施和奖惩办法。我们经过考察发现,这三方面内容,努尔哈赤时期都已具备。 首先,处罚逃人。凡试图逃离本部落的一切人员——包括奴仆、属民、乃至某些上层人物,都算逃人。当时对逃人的处罚很重,擒获一律处死。追杀逃人的事例很多,如后金建国之前,牛录额真穆克谭的从子厄尔诺,叛归哈达,“穆克谭单骑逐斩之”3。努尔哈赤以八旗组织部众,凡行军作战时,擅自离开本旗及其所属牛录的人,也一概以逃人论处,“杀离去者”4。不仅已逃者,擒获处斩,其尚未逃走,仅有外逃动机者,也一概当“逃人”杀掉。特别是进入辽东之后,对于汉人更是如此。 按八旗制度要求,战时不许离开队伍,平时不许离开屯庄。 其次,惩治窝主。如邻近部落收纳逃人,则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挑衅行为,往往成为出兵征伐的口实。公元一六〇九年底,因东海兀吉部瑚叶路收容逃人,努尔哈赤派扈尔汉侍卫领兵往征,夺取该路,并“俘虏了两千人”5。公元一六一三年,努尔哈赤向明朝阐明征讨叶赫部的理由之一,就是他们收容并拒绝交出单身逃往叶赫,受过努尔哈赤恩养的,前乌喇部酋长布占泰。公然以窝隐逃人作为兴师之由,说明窝隐逃人应该受到严重惩罚,已成为当时女真诸部之间公认的法律准则。 在国内窝隐逃人,罪同盗贼,也要受到处罚。努尔哈赤规定:“把逃人定逃亡罪,把收容者定盗窃人之罪,将双方全家都作为俘虏降为阿哈。”此外,“官员发现逃人,不加处理,治官员罪。本地的额真、百长发现逃人,不加处理,治额真、百长罪”6。 再次,规定捕逃措施和奖惩办法。努尔哈赤防备内部人员外逃,与抵抗外部敌人进攻一样,都当成国家的重大事件,定有专门的联络信号。如规定:“举白纛,放号炮时,系有人逃亡也。各穿马褂、佩撒袋、乘所拴之马而来”7。不按规定出人、出马、集会公署者,要受到处罚。天聪初年遣追逃人,“诸臣中有不给马匹,及未集会公署者,察出,命画地为狱,禁饮食三日”8,这正是天命年间通常的处罚办法。此外,追捕时未达到指定地点,或以他人代替造成事故者,都要分别受到降职等处罚。积极参加追捕者,给予奖赏。一般是,擒获逃人,即以逃人所有财产的半数充赏。为防止逃人,还沿边地筑城戍守,在屯驻之地立栅挖壕,并定期派官员到沿边及各屯,收揽边境,调查逃人9。《满文老档》中,关于逃人逃走、投回,都详加记载,说明发现逃人,投递逃牌,逃人投回,注销逃档的制度,早在天命年间已经建立。 仅从以上史料即可看出,努尔哈赤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逃人法。皇太极时期和顺治年间的逃人法,都是它的继承和发展。 努尔哈赤时期的“逃人法”保护的是奴隶主的利益,还是农奴主的利益?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逃人的成分及其身分地位进行具体分析。努尔哈赤时期,逃人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被称为包衣阿哈(booi aha)的家内奴仆,或称家人;另一部分是被称为诸申()的属民。 首先,分析奴仆。奴仆来源主要是通过战争俘获的外族人,即所谓“血战所得人口”,其中包括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此外,也有投充、家生和负债、坐罪为奴者,其中有外族人,也有少量的满族人。奴仆是满族中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阶级,其人身为主人所有,并子孙世袭,平时从事最繁重的劳役,战时放在最危险的境地。由于奴仆处境最苦,所以经常逃亡。尤其是进占辽东俘虏大批汉人为奴之后,奴仆逃亡数量大增。 但是,奴仆不仅属于他的主人,同时也是国家壮丁。按规定:凡成丁者,遇编审之年,要编入丁册,承担国家统一安排的各项差役,“有隐匿者,壮丁入官,伊主及佐该领、拨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