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身体的修饰与打磨.docxVIP

儒家身体的修饰与打磨 从身体观的角度来看，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现在它是一个需要耕种的地方。港台及海外学者近年来在这个领域建树颇丰,相继出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儒家的身体观》、On Chinese Body Thinking:A Cultural Hemeneutics、Body,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等有影响力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力图克服身心二元论的影响,着眼于中华传统的独特性重新解读中国思想史——将身体理解为“思维的媒质”、“精神修养的场域”、“权力展现的场所”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启了新的途径和空间。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还是围绕“身体观”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的概念性梳理,或者是从“身体观”角度对传统思想进行的文化诠释学解释。至于从身体在文化与政治中的建构机制角度,以“身体”为基点具体地论证、揭示儒家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实质,则有待更加深入的精耕细作,而这正是本文所要进行的尝试。 在儒家看来,身体就是揭示真理的展板,是贯彻和推行天道的工具,因而也是权力展现的场所,是权力实施的机制。“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修身成了儒家实现治国平天下之政治抱负的前提和根本。《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地宣布了儒家政治学的总纲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身”是连结内(心、意)外(家、国、天下)的枢机,因而是教民化俗之盛德大业的着手处和归结点。孟子、荀子直接以“修身”覆盖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事功,如《孟子·尽心下》有“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君道》有“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身体成为政治化的符号性存在,政治把身体作为构筑权力大厦的砖石。 儒家身体政治学的内容包括“修身以礼”、“以身体知”和“以身为教” 几部分,其中对身体的修持又分为“饰容”与“养心、化性”两个环节。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通过修成内外合一的君子人格来“以身作则”地教化民众。下面分别论述。 一、 作为“礼”的“容饰” 饰容是指对仪表、姿态的修整。《论语·雍也》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儒家那里,君子与小人首先是通过身体之“文”即“容饰”区别开来的。《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对儒家来说,文即世界中的色彩和花纹——列星旋转,草木枯荣,莺歌燕舞,还有河图洛书等有意味的形式,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之物,包括先王创立的典章制度、器具、文字、图画和个人的仪态举止、服装饰品等。这种“文”不是外在的、附加的,而是内在本质的呈现。故《韩诗外传》卷五有“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文”即“道”的显现,是具象的意义。因而,与天道秩序同质同构的人间秩序“礼”即是“天理之节文”(《论语集注·学而》),是“则天地之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礼记·三年问》在谈到丧礼时也说:“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因此,取象乎天文,错综乎人文,就能经纬天地,化成天下,故《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有“经纬天地曰文”。 对个体的人来说,“文”就是其“质”的表现。《韩诗外传》卷八记载,冉有问哀公:“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通过自我刻镂成“文”,使内在美质呈现出来,一个自然人才能成为一个“文”人,成为“君子”。故当棘子成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时,子贡反驳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论语·颜渊》)成为一个“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实外美,文质彬彬1——“学文”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孔子要求弟子们“入则孝,出则弟(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通过学文,个体进入先王开创的传统之中,进入天道秩序的规范之内: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 正是通过对自身的文饰,“君子”成为展示真理的工具,成为阐发天道的“注释”。如果社会是一块素绢,儒家就是上面的花纹,它使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状态而凸显人的意义。就是说,儒家没有将自己看作言说的主体,而是通过“学文”、“文饰”使自己成为展示绝对者之话语的“文本”。 “文”形之于体即是“容饰”。 “容”既是身之文,也是“心”之文,是具象的“道”,是感性的“礼”。因而“饰容” 不仅是指按“礼”的规范对仪表、姿态的修整,也意味着对“道”的修持。孟子称“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此“章”即“道”之形于仪容者。故《荀子·子道》篇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这里,“修饰”就是对“道”的主动皈依,它诉求的直接目标即君子之“容”。对“容”的追求既是“学以美身”2,又意味着内在之“道”的充实和灌注,此即孟子所谓“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