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会的讲》的几点思考.docxVIP

《在延安文艺座会的讲》的几点思考 在毛主席的重要历史著作发表在延安文艺委员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之前，我再次强调了毛主席的重要作作，回顾了我的写作方式，感受到了很多。在許多感想中,我体会到有一点对我来說是最重要、最可宝貴的,那就是作为一个演員,要永远地保持充沛、飽滿的革命热情,关心与投入到群众的火热斗爭中去,幷在生活和斗爭中不断改造与提高自己。这些看来似乎是老生常談的道理,但它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是随时随地地左右和影响着自己的創作能力。当一个演員眞正进入創作境界之后,它便成为你整个創作的动力,会影响你創作的傾向、風格、和艺术形象的魅力。 因为只有当你对待美好的事物、新的生活产生由衷的激情,才能有强烈的发自内心的要歌頌它、贊美它的欲望,这时,也才可能把自己感受的一切,通过所創造的形象传达給覌众,来感染覌众。 当然要获得这种創作的能力并不是輕而易举的,我的短短的但是曲折的創作經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我的未来在演中的希望 1939年时,我才十八岁,那时还沒有做专业演員(在抗大学习),只参加一些业余的文艺活动。1939年的冬天,学校为了紀念“一二·九”演出了五幕話剧《—二·九》,我扮演其中主要角色学运領袖之一。由于当时被革命浪潮所推动,革命热情很高,再加之自己也熟悉学生生活,因此这次演出得到抗大同学以及校外覌众的热烈欢迎,我也被他們誉为有希望的业余演員之一,大約,这就是我以后成为专业演員的基础了。不久,我眞的轉入魯艺参加了专业的話剧工作(在延安魯艺实驗話剧团担任演員工作)。这时虽然經常参加演出,却很少获得像演出《一二·九》那样的贊許,甚至有时还遭到有的人的譏諷。如有一次我扮演《佃戶》中一个农村姑娘,曾被人諷刺为在扮演“英雄与美人”。听到这种反映,內心当然难受,我还为此流过眼泪。后来才逐渐明白,我虽然是穿着农民的服装,但思想感情、語气、动作却完全是小資产阶級的。知道了毛病所在,可仍然找不到正确的解决途径。我曾經把希望寄托于更多的舞台实践,后来,又接着演了好几个戏,应該說舞台生活比較熟悉了,可表演上却仍然沒有根本的起色。舞台实践并沒有解决創作上的問題。怎么办呢?于是,我又想求助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但也沒有获得預期的效果。我沉溺在苦恼中,把希望寄托于渺茫的未来……。 “三个重大”应为什么服务? 正当我处于徬徨、苦悶不知所措之时,延安开始了伟大的整風运动,1942年五月党又召开了延安文艺界的座談会,在延安文艺界中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学习热潮,針对当时延安某些文艺作品的錯誤傾向(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以及較普遍存在的关門提高等問題进行了批判。这次学习震动了我的思想,使我这个年輕的文艺新兵受到一次启蒙敎育,开始认識到革命文艺应該面向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問題。 有了认識,不等于就能正确的行动。1942年五、六月間初步学习了会議文件之后,在这个学习热潮下,七月間为了紀念抗战五周年,我們魯艺到茶坊进行一次“七月宣传”为工人和附近农民巡迴演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的为工农兵演出。当时我在苏联話剧《海滨漁妇》中扮演一个反法西斯斗爭中的烏克兰姑娘。这次演出的节目全是和我国抗战沒有多大联系,和陝北的农村生活也毫无关联的西洋音乐和外国話剧。由于生活习慣、語言、动作以及生活內容和艺术形式都是当时当地群众所不熟悉、不了解的,所以一点儿也沒有得到覌众的欢迎。再加上我們以为給工农兵演出就是为工农兵服务,因此下去之后只是晚上演出时在舞台上和工农兵見面,平常根本沒有和他們发生联系,甚至連主动去听取一下群众对演出的意見都沒有,更談不上深入工农兵群众和他們交朋友談知心話了。这次的巡迴演出,去时热热鬧,归时冷冷淸淸,群众不賞識,英雄无用武之地。群众为什么不欢迎我們的演出?我們的演出怎样才能获得工农覌众的喜爱呢?我心里划上了一連串的問号。 对社会公众的回应 回来之后,整風学习更深入了,大家在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方面都进一步得到提高。我們的学校魯艺特別針对“关門提高”和“洋教条”做了深入而热烈的检查和討論。这时我才明白了:不仅要有为工农兵服务的願望和热情,而且“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为他們服务才能达到眞正服务的目的。而根据当时的情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对于他們,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然而,到底什么样的創作才是“雪中送炭”呢,我还无法得到答案。 冬去春来,1943年的元旦就要来到了。这时領导上发动全院同志准备一些节目,与当地群众联欢,共賀新年,并宣传中共中央新頒照布的抗日救国十大政策。領导要求这次宣传不仅内容能使群众懂得,而且形式上要使群众喜聞乐見。全院同志热烈响应号召,特别是一些熟悉民間文艺的同志们(像安波、王大化、賀敬之、李波、单路由、刘熾等同志)就大大的发揮挥了他們的才能,搞出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