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视《论衡》之异与同.docxVIP

王充视《论衡》之异与同 王充的《论衡》被称为“异书”和“奇迹”。1书中既有对正统学说、对世俗迷信前无古人的批判, 又有两汉无出其右的对当朝歌功颂德之辞, 命定论的思想亦非常突出。因而, 古代的帝王及正统学者往往攻其前者, 近现代的学者则往往否其后者。《论衡》中何以出现诸多矛盾之处, 在当代有关王充的研究论著中经常被涉及, 但从整体上并未得到明确的解释。因为学者大多是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分门别类地剖析王充思想的内容及其矛盾。2而这些问题若联系王充以鸿儒自许的突出个性来考虑, 也许比较容易得到解释。王充是一介在野儒生, 一部《论衡》可以说是王充情真意切的自荐书, 一个既超越又妥协的文人心态的自然流露。 一 文吏、文吏和文吏 王充的主要思想属于何家, 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杂家、道家、儒家、综合各家、自成一家等。笔者比较赞同儒家说。王充博通百家, 对于道家思想的运用和发挥虽然十分娴熟, 但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学说, 而且他当仁不让地以鸿儒自居。 《论衡》一书中, 王充对儒书、儒学、儒生多有抨击之辞, 但他批判的是俗儒伪书, 维护的是儒家的基本道义。儒家以强调礼治为其思想特征, 王充在这一根本点上继承了儒家的学说。他强调礼义为治国之本, 驳斥韩非“儒生为蠹虫”之说, 指出儒生为“礼义之旧防 (维护礼义的固有堤防) ”,(p552)这些与《礼记》、《荀子》、贾谊《新书》等以隆礼为特征的著作中对礼义的强调并无二致, 没有什么创意。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充对儒生道德价值的弘扬, 对俗儒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批判, 对鸿儒的推崇, 这些在当时独树一帜, 对儒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两汉时期, 儒生文吏孰优孰劣之辩相当激烈。而汉代学者对儒生、文吏作系统比较分析的, 唯王充一人。王充之所以对此话题感兴趣, 是针对“世俗共短儒生”,(p678)在野儒生被嘲弄, 政治上不得志的现实而言。他批驳韩非的儒生说, 意在为汉代在野的儒生张目。他极力突出儒生以道德教化天下的本质属性和职业特点, 再三强调儒生的特征是有学问、有道德, 二者缺一不可。他们在领会上司意图和具体的行政事务中可能显得笨拙呆板, 不似文吏那般灵活机警, 但他们并非不能为, 而是不屑为。他们以道义自重, 在实践和推行礼义教化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而文吏不过是执行政事的察察小吏:“儒生务忠良, 文吏趋理事”,(p689)“儒生治本, 文吏理末”。(p690)儒生对治国安邦的表率作用, 对社会风气的净化作用, 为其它阶层所无法替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王充认为, 若欲修德立化, “则夫文吏瓦石, 儒生珠玉也”。(p680)这是从根本上区分儒生作为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吏的不同本质之所在, 凸显儒生独特的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在对儒生价值进行充分肯定的同时, 王充对良莠不齐的儒生群体又有精辟的分析。他将儒生分为两大类:为官者, 为学者。为官者以学问为入仕之敲门砖, 稍通一经, 便急于“为师教授, 及时蚤仕, 汲汲竞进”,(p1582)根本不曾在学问上用心。这种人不是真正的儒生。为学者虽以儒经为业, 但因各人才智、抱负不同, 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他将这样的儒生分为四个层次:“能说一经者为儒生, 博览古今者为通人, 采掇经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 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 通人胜儒生, 文人逾通人, 鸿儒超文人。”(p779)学欲以致用。如果说儒生、通人属“学”的阶段, 文人、鸿儒则是“用”了。而文人、鸿儒又有区别, 文人将知识运用于上书言事, 鸿儒则将知识运用于著书立说。这就是鸿儒的独特之处。有学者曾指出:“汉代的通经致用, 是‘经’高于‘用’, 即理论高于实践, 实践是‘经’的实现, 而不是历史性的创造活动。”(p69)汉代儒生自觉不自觉地循此而行,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他们的功名利禄。而王充提出的这个儒生分类原则却反其道而行之, 强调儒生的最高境界是有独具匠心的鸿篇巨制。即是说, 儒之为儒, 不只是传承儒书, 而是要创造性地发展儒家思想。这在汉代确实是震聋发聩之说。儒学被定为一尊后, 于东汉前期光武帝、明帝、章帝三朝得到迅猛发展, 士人习以为常地去注释经书, 阐发经义, 而很难从根本上去思索经书所言是否合理, 当然更难以有创意。王充举例说, 如入山见木, 入野见草, 长短大小无所不识, 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 采草以和方药, 所见再多也无用。(p777)显然, 王充是在说明, 这个“作室屋”中“作”的过程, “和方药”中“和”的过程, 便是匠人、药工选择原料、加工创新的过程。鸿儒作书正同此理。王充认为:“凡贵通者, 贵其能用之者也。”“著书表文, 博通所能用之者也。”(p777)熟读经书及百家之言, 博通天下事物, 其目的在于形成自己独特的学说。他指出:五经六艺、诸子传书、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