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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知识分子眼中的日俄战争北京报纸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1904-1905开民智与开官智的分野 1904年2月10日，日本和俄罗斯相互宣布。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对中国东北地区(满洲)权益的争夺,战争发生地在中国东北地区。2月12日,满清政府宣告中立,并颁发“中立条规”。 对于这场在中国本土绵延两年之久、给东北民众造成极大伤害的异国战争,中国各家报纸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它们对日俄战争的报道与评论,在清末民初启蒙运动、立宪运动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重的面相。 俄国自1900年以来对中国东北大举入侵,引起了中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自1901-1905年间,以上海为首的“拒俄运动”在中国各地展开。对于日本对俄国的挑衅、进攻,中国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表现出了相似的复杂而矛盾的态度。如对俄同志会机关报《俄事警闻》在日俄开战前,便认为这是“拒俄的好机会”: 现在日本这样强,又这样恨俄国,我们不打俄国,他都要打的。难道我们打了俄国,他偏不来助我们吗?就是英国,他也很不喜欢俄国的,那英国又是与日本联盟,他也一定助着日本了。日本助我,英国助日本,这个仗打起来,比义和团妥当得多哩。1 而主张立宪的《中外日报》则在日俄宣战3天后发表社论,称这场战争“实有一大可喜之事在”,因为若日本战胜,则可打破黄种人不如白种人的谬见,使国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立宪还是专制,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2。 日俄开战,有利于打破俄国对东北的垄断,因此中国社会舆论倾向于日本,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不过,日本的出兵,并非如日方宣称的那样,是替中国争公道的“义战”,而是为了张大日本在远东的势力,中国舆论界对此也有清醒的认知。如《警钟日报》“发刊词”便指出:“至于日俄开战,日胜而俄败,则又泰然自足曰:俄之横暴,彼日本者,已为我惩而膺之矣,今而后莫予毒也已。呜呼,彼环伺吾侧,何一非俄,而扣槃锲舟之见乃如是耶?”(1)由此可见舆论界的矛盾态度(2)。 不过,两害相权,多数立宪派知识分子还是倾向于张扬日俄战争对于中国的“益处”。这种“益处”当然主要是对政府及社会的警醒与触动,又分为“向上”和“向下”两方面:向上,是向守旧的清政府证明“立宪”的强国之用,“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此意一决,则凡官与民交涉之事,无一不受其影响,而其累众矣”3。向下,则针对广大民众尚未了解中国“垂危”的处境,日俄战争可以让国人普遍意识到亡国的危机,“自此战争可以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而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4。相比之下,革命派报刊由于不必负担“向政府进言”的职责,对日俄战争的危害强调更甚5。 中国舆论界对日俄战争的关注,以往的研究比较强调上海与海外中文报纸的言论以及立宪、革命两派政治立场的差异:革命派是“把拒俄的宣传和反清革命的宣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立宪派则是“当拒俄运动开始向反清革命方面转化以后,它们的拒俄宣传就逐渐地为反对革命的鼓噪所代替了”6。 北京作为帝都与中国北部首要城市,舆论环境有其特殊状况(如革命派报刊不可能在此立足,也很难传入首都)。本文选取的讨论对象,是当时由北京立宪派知识分子主办的报纸《中华报》、《京话日报》对日俄战争的报道、评论7,试图梳理这些知识分子对于日俄战争的复杂心态,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这一事件“开民智”与“开官智”,推动北京乃至整个北方的启蒙运动。 一、 从“他者”到“开放的” 20世纪早期,北京的报纸数量极少,截至日俄战争结束,北京的报馆“仅三家”:日本外务省支持的半官方报纸《顺天时报》馆(1901年1月创刊),商人朱淇创办、挂德商旗号的《北京报》馆(1904年8月创刊),彭翼仲、杭辛斋等启蒙知识分子创办的《京话日报》馆(1904年8月16日创刊,同时出版《中华报》,1904年12月7日创刊)。 这几种报纸,在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销量“均平扯算,也过不了两千张”8。然而,经过揭露英国南非殖民当局虐待华工、批评德国士兵殴打中国苦力、反对美国华工禁约、提倡国民捐等几项大的运动,《京话日报》在1年内的销量突破1万份,整个中国北方,东到奉黑,西及陕甘,“凡言维新爱国者莫不响应传授,而都下商家百姓于《京话日报》则尤人手一纸,家有其书,虽妇孺无不知有彭先生”9,《大公报》发行人英华称“北京报界享大名者,要推《京话日报》为第一”10。 因此,《京话日报》和它的姊妹报《中华报》,可以称为1904-1905年北京舆论界的代表性报纸,主编者彭翼仲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11。它们对于日俄战争的报道、评论,足以反映当时北京舆论界的基本态度,也足以影响北方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12。 《京话日报》创办的直接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