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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天人感应观念比较 天人感应的概念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人们宇宙观念的一种表达,而且反映了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天人感应观念在西方同样存在,这就是一直流行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大宇宙和小宇宙论。考察东西方这两种既相一致又存在差异的宇宙观念并对之进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宇宙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轨迹。 一、 神之一体同构 天人感应观念在夏商周三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先秦两汉时期已经深入人心。它不仅渗透在先秦两汉的文化典籍里,而且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典章礼仪中。殷商以降,观星取象以占验吉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表明人们已经有了天道能以象征的方式把吉凶福祸暗示于人的观念;占卜预测则把战与和、胜与败、生与死、婚与嫁、动与静等人间的吉凶福祸与一些神秘的征兆联系起来;方技术数则汇集了招魂、释梦、择日、风水、祈雨、祛鬼、医病、诅咒等几乎涉及人间生活所有领域的知识与技术。而占卜、祭祀的形式被固定下来并使之秩序化、制度化,形成严格的仪礼仪式,就使天地神鬼人之间的联系固定化、常规化了。那么,在这些观星取象、观物取象、占卜预测、方技术数以及一系列典章仪式中,是否蕴含着某种共同的观念、某种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或终极依据呢?笔者以为,这种共同的观念或曰终极依据是存在的,这就是天地神人一体同构的整体观念。“作为空间的宇宙,在殷周人心目中投射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仪式,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本原,就是这种‘差序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它是宇宙天地的秩序;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宇宙天地同构的,因为它们来自宇宙天地;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P130)。没有这种共有的观念和依据,观星取象、预测吉凶、拜祭天地、方技术数等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或根据。所以,在天地神人一体同构观念的支配下,天人互感的观念和种种做法可谓是源远流长、广备四方。 要探讨天人感应论的形成,还必须涉及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以及阴阳五行观念与天人互感观念的关系。 阴阳五行观念起源甚早,有人认为它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P29-80、P94-95、P106-108)。虽说阴阳最初与日月之光有关,并由此转而指明暗、天地(乾坤)、南北等现象和方位,但是,这一概念一旦脱离了指称具体的事物和现象(如寒热、晴雨、冷暖等)之后,它无疑就成为一个有极强概括性的最高范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到了春秋时代,阴阳观念就已经如此并成为不言而喻的真理了。阴阳双方最基本的属性是二者的相互感应、相互依存,如天地相济、男女交感。此时人们不仅有了阴阳的观念,而且已经用阴阳观念来解释生活中的现象,如《国语·周语上》伯阳父解释三川地震时,就认为这是天地之气失其序,“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 五行观念大约起于殷周,兴于春秋战国,盛于秦汉。最具体明确地提出五行思想的是《尚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处明确列出了五行,将五行与五味相匹配,揭示了五行各自的属性,但是没有说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胜关系。可以说,只要没有使“土”位居中央,就不可能使五行成为一个既相生又相克的系统。周桂钿先生在其《秦汉思想史》中认为,春秋时代五行相胜思想已经出现,而且较为流行,但从未见五行相生的明确提法。但只要有五行相胜的思想,就敢肯定古人已经把“土”放在了五行的中央,否则就无法构想五行相胜的次序。然而只要把“土”放在中央位置,就可以设想古人不仅已经有了五行相胜的观念,而且也已经有了五行相生的观念了,否则就仍然会像《尚书》那样把五行按水、火、木、金、土的次序排列,或者像人们平常所说的那样按金、木、水、火、土的次序排列,这两种排列次序都无法显示出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无论是相生还是相胜,五行之中蕴含的五行之间相互感应、相互影响的观念却是无可怀疑的。战国至秦代,天人感应与阴阳五行观念已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在阴阳五行观念中已经渗透着天人互感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天人感应已经成了阴阳五行的核心。阴阳互感、五行生克与天人感应相互作用,前者逐渐成为后者的表现和确证,后者又不断强化着阴阳五行中天人互感的观念。正是在阴阳、五行、天人互感观念的长期演变和积累的过程中,中国人产生并不断强化了天地神人一体同构的“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宇宙、社会与人类的一体意识与阴阳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