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运》篇真、不真、真、善的和谐.docx

《庄子天运》篇真、不真、真、善的和谐 《庄子天运》一文写道，一位伟人来到了这条路上。女人死后，他弯着眉头（“司机”）指着口腔走在街上。邻居的一个丑女(后人把她叫“东施”)看见了,认为很美,便学西施的样子,也经常皱着眉头,按着胸口,哪知更加丑得难看,令人啼笑皆非了。 这段掌故,因为对那些一味矫柔造作、生硬依傍和模仿的人作了绝妙的讽刺,因而颇为历代文人所重视。自从庄子的著作记述了它以后,“东施效颦”的成语,常常被许多人所引用。王维在其《西施咏》中云:“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李白的一首《古风》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鲁迅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正艺术。”可见,这个典故所包含的深刻的讽喻意义,历代的许多大师都是深为赞许的。 文学艺术上矫柔造作的仿效确如东施效颦一样地事与愿违,丑陋难堪,可是,在我们的某些影片里,类似的生硬地仿效出来的情节、细节和镜头却是不乏其例的。且不说男女相爱的亲吻、团团打转的嬉逐往往被安排在野外的草地上、在树下,思想教育大概放在办公室、海岸边,也不道“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老子在儿子的悖逆行为面前失去常态、以致高血压再度发作的窘况,和“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的弥留间的冗长说教,就是那刮风下雨、凶杀格斗的场面,其前因后果、动作情状、乃至言谈口径,莫不阵阵相因,臻乎雷同。有的影片为了追求形式美和时髦的表现技巧,甚至不顾历史实际和生活逻辑,发展到惊人的瞎编乱造的地步。 我常常想:机械的、死板的仿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论证,都是一条死胡同,为什么还有不少影片却偏偏醉心于此呢?这里除了有个水平高下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仿效较之于独创,依样画葫芦较之自己走出路来,不知可以轻松多少万倍! 诚然,人们在其学习的过程中,仿效是必经之途,这如同小孩有意模仿大人的行为,然后才能成人;小学生必须仿照范文练习,然后才能写出文章来。然而,对于为人类提供精神食粮的文学家、艺术家来说,则必须别出心裁地描绘生活图景,“使每一个观众感到亲切和关怀,并富有震撼心灵的力量。”(柯灵:《电影艺术丛谈》)因为观众是用最严肃的心情来对待这经过艺术加工的生活现象的。观众买了票,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看电影,他们完全有权要求一次艺术的陶醉,从而吸收其中深刻的思想内容,而拒绝接受千篇一律的枯燥无味的说教和雷同的似曾相识的情节。因此,如果我们的电影一味囿于拙劣的东施效颦之法,那就应该接受观众理所当然的责难。周总理早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次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中,就曾大声地疾呼:我们的艺术不能老是粗糙下去。业余的可以,对专业文艺工作者,我们就有权要求你们提高水平,提高艺术质量。 从本质上来说,电影艺术上的“东施效颦”,根源于生活的贫乏和枯竭。有谁在世上见过其前因后果纯乎雷同的生活现象?又有谁发现其外表、内心毫爽不差的人物?京戏里有黑头这一行当,但是黑头里既有张飞,也有李逵,同一行当中,也是赫然有别的啊!不用相当的功夫深入生活、占有材料、积累本钱,自然只能人云亦云、人“影”亦“影”,贪图方便地陷进这条狭隘的蹩脚的死胡同。不用说,这样的模仿只会越模越坏、越仿越糟。所以顾炎武断言说:“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何哉?“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仅得其下。”仿效总不能达到十全十美的。即或达到这个地步,也只是拾人牙慧而已,不足称道。 其实,大凡有才干、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例外地摆脱了糟糕的“东施式”的模仿,他们最注重广泛师承与独特创造的结合,他们面向生活,刻苦学习,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们惨淡经营,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完美地反映了发展的社会、辉煌的事业、芬芳的生活及其矛盾和斗争,成功地写下了一部部启人心扉的佳篇,摄下了一个个玑珠般夺目的镜头。你可曾看过哪部影片出现过这样的情节:几个毛头小孩居然敢于向一个在工地坐着休息的身材魁伟、心地正直的男子汉发起挑战,投掷泥块,而这个七尺男儿只能痛苦地看着孩子们,郁闷地躺倒在地上,怅惘地面向悠悠苍天!——电影《天云山传奇》将这个不落窠臼的镜头,融进了特定的历史年代,产生了多么巨大的震撼心灵的力量! 你也必定看过很多相恋相爱、举案齐眉、情意缱绻、狂热拥抱的场面,可是,日本影片《绝唱》中对顺吉和小雪的满腔情愫却作了异乎寻常的表现:它侧重于用生活中实在的普通的然而又最足以显示人物个性特质的对话展示纯真无邪的爱情。当顺吉深情地告诉小雪“你这只野鸽子已经在我的心上筑下小窝”的时候,她不安地赧然一笑;当顺吉明朗地表白自己的内心、并且征询她的考虑的时候,她受宠若惊,急忙制止道:“少爷,你不要这么说,我不敢……”接着那么坦率地数落起自己身上的一系列缺点,比如手脚太笨、傻里傻气,甚至在厨房里偷过吃的都说出来了……多么自然、多么逼真!——它没有一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