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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范畴的历史流变 明代儒家哲学家王阳明运用“意识”一词作为他的心学哲学的基础。“知心感”不仅是王阳明晚年学术研究的重点，也是王心学理论的最终总结。王阳明一方面继承了以孟子为代表的先儒的良知学说, 另一方面又将“良知”作为他建构其心学哲学的核心范畴。良知既是“心之本体”, 同时也是万事万物以及人世间伦常秩序存在的依据。在王氏心学的表述中, “良知”具有鲜明的形而上的本体意义。王阳明频繁提及的“立大本”、“立志”、“一念之灵明”正是对良知本体意义的强调。同时, 王阳明有关“良知”的论述还扩充、延伸到“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本体与功夫”等诸多命题。在王氏心学体系中, “良知”范畴已经超越了孟子时代伦理学、心理学的感性描述, 成为其整个心学哲学理论的本体依据。可以说中国思想史的“良知”心性学说发展到王阳明才真正成熟, “良知本体论”的心学思想才真正建构成熟。 然而, “良知”不是一个静态的、纯结构性的范畴, 随着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 随着中国传统的人性、心性学说的日益丰富、完善, “良知”范畴也不断拓展和深化着自身的理论内涵。因此, 对“良知”的考察不能够只局限于王阳明心学良知理论的静态的结构分析, 还应该考虑到其动态的历史发生。“良知”本是孟子讨论心性问题时提出的一个范畴, 它与先秦儒学的心性论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孟子到南宋的陆象山, 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关于“良知”问题的探讨逐渐展开, 王阳明以前的良知学说是分散的、随感式的, 它附属于心性问题的讨论。随着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心性学说的不断深化, “良知”范畴的内涵不断扩充, 其思想价值与哲学本体地位也日益突显。 一、 “善良”范畴所体现的伦理道德内在性 对心性、人性的关注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在孔子的时代 (春秋末期) , 这种特点尚未得到充分、鲜明的展示。代表孔子思想的经典文本《论语》中, 基本上没有关于“心”的讨论, 也仅有两次提到“性”的问题, 即“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公冶长》) 和“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阳货》) “心”与“性”尚不是孔子关心的重点所在。只有到了战国中、后期的孟子, 人性、心性问题才成为先秦儒学的一个理论重镇。子思、孟子、荀子和告子的著作与言论中, 关于“心”和“性”的讨论是异常丰富多彩的。先秦儒学的心性学说由此得以形成, 并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重要的影响。 “良知”范畴的提出正是以先秦儒学心性论的发展为思想背景的, 而《孟子》正是第一个阐述“良知”的儒家经典文本。“良知”首见于《孟子》的《尽心》篇:“人之所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孩提之童, 无不知爱其亲者, 及其长也, 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 仁也;敬长, 义也。无他, 达之天下也。” 在孟子看来, “良知”首先是一种“不虑而知”的心理活动, 是植根于人类本性的一种内在的直觉。它是关涉道德的, 如“亲亲”、“敬长”等伦理观念, 以及儒家所着力提倡的“仁”、“义”等道德价值理想。但是这种道德感知又是先验地存在于人性之中, 以“不虑而知”、当下感知的形式表现出来, 不假思量计较。因此, “良知”既是伦理价值观念, 又是直觉式心理感知活动。它是一种先验的、内在的道德感, 也是儒家一切伦常规范的人性论基础。具有伦理、心理的双重规定性。通过“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 孟子生动地说明了良知萌动时对人的道德行为的“不容已”的驱动力, 这种驱动力是内在的、自觉的, 并非外在的、强制的。 “良知”之“良”, 《说文解字》训曰:“良, 善也。从畗省亡声。”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良者, 本然之善也。”同时引用了二程的见解:“良能良知, 皆无所由, 乃出于天, 不系于人。”程子和朱熹的见解都比较全面地阐释了孟子“良知”范畴的内涵, 体现了先验性与伦理性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良知”的第二种解释:汉代赵歧《孟子注》云:“不学而能, 性所自能。良, 甚也, 是人之所甚能也。”清代焦循《孟子正义》继承了此说:“良能犹言甚能, 良知犹言甚知。甚能甚知, 即最能最知;最能最知, 即知之最、能之最也。” 训“良”为“甚”, 乃至“最”无疑更为强调了“良知”先验性、绝对性的规定。更为重要的应该是“甚”字的原义。《说文解字》训曰:“甚, 尤安乐也。从甘匹, 匹, 耦也。”段玉裁注云:“尤甘也。引申凡殊尤皆曰甚。”由此可见“甚”的原义为“安乐”、“甘美”之义。而“最”、“特殊”只是引申义。汉人赵歧训“良”为“甚”, 并没有对“甚”字进一步解释。如果我们通过《说文解字》“甚”字的转训, “良”字之本义恐怕也并非如许慎所言“善也”, 而是表示安乐、愉悦的心理情感。现代汉语中“良久”一词依然保留了“甚”的引申义, 训“良”为“甚”隐含了良知之自由发动时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