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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演化研究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演化机理研究
一、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
工业设施的空间特征对全球城市的兴衰、城市等级制度的重建和城市空间布置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国际大都市主导产业和增长动力背景下,中国大城市正向服务经济迈进,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逐渐成为影响城市空间重构和功能提升的重要力量。在“国家首都、国际城市、历史名城和宜居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定位下,北京正向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进,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战略性产业空间集聚将是增强首都对全球资源要素配置的控制力、提升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战略支撑。
二、 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变化的趋势
生产性服务业在城市、区域乃至全球尺度均呈现空间集聚特征。在中观和宏观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等级体系与所在区域的城市体系结构密切相关;在微观尺度,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扩散已成为塑造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重要力量。国外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呈现阶段性特征:20世纪60-70年代,生产性服务业依托CBD呈现核心布局形态;70年代之后,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大都市内部产生分散化趋势,这种趋势源于美国、在加拿大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大都市也有明显体现;80年代之后,城市郊区办公中心地位巩固,形成与中心城区的功能分工。我国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化特征受市场与政府双重力量影响较西方城市更为明显。如北京生产者服务业在城八区集中分布、外围点状分布,整体上处于空间集聚阶段,近郊区内沿为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域;制造业和配套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空间可分性。上海高等级生产者服务业基本沿地铁线分布并呈现卫星平台型集聚模式。针对杭州、南京、西安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大区域集中、小区域分散的空间格局且存在行业异质性。综合来看,西方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的演化规律明显,这些特征正全部或部分在我国大城市呈现,但又颇具中国特色,如上海中心城区与CBD分离、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到多中心的演化特征不明显等。
国外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的机理研究多基于典型案例分析,发现面对面接触需求、土地成本或租金价格、信息与通讯技术发展、集体学习与创新环境、企业形象与品牌效应、社会文化及行为因素、政府规划与政策引导等因素对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演化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演化则充分体现了转型期市场与政府双重力量的博弈,如上海生产服务业区位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市场化同全球化相结合的产物;深圳CBD西移是区域经济重心西移和政府行为推动的结果;广州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源于体制改革和集聚效应;北京、西安生产者服务业区位选择是市场规律、政府规划和城市特色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来看,西方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机理研究的行为主义特色日益突出,更加注重问卷、访谈等微观层次企业行为探讨,但对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深入。国内相关研究多处于理论探讨或经验分析层面,综合运用企业调查与数量模型的系统研究较少。
总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但城市内部空间的系统研究薄弱,空间演化规律明显、但不同行业特性的过程研究薄弱,企业行为探究加强、但企业调查与数量模型研究薄弱,信息技术影响加强、但传统区位理论和集聚测度模型亟待修正,亟待基于时间维、空间维、结构维等视角集成开展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演化的案例研究与理论总结。
三、 北京生产业空间结构的发展特征
(一) 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
1. 基本空间单元选取
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包括功能区、区县和街区3个尺度的空间单元。首先,依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关于“两轴—两带—多中心”和城市次区域划分设想,将北京市划分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等4类功能区。其次,北京市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均以街道(地区)办事处、镇和乡为最小空间单元进行统计,数据资料准确性高、城市之间具有可比性,故选取“街区”为基本空间单元,统指街道(地区)办事处、镇和乡一级的行政地域单元。在此基础上,考虑到不同年份基本空间单元存在行政区划调整,结合现行行政区划标准对部分街区进行合并,使合并后的“街区”与历年普查资料的行政区划标准保持一致,并具有明确的地域界限以及相应的属性数据。基于上述界定,北京市4大功能区、18个区县共包括255个街区单元(见图1)。
2. 数据来源及数据分析
基础数据来源于北京市第一次(1996年)、第二次(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和北京市第一次(2004年)、第二次(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的大样本企业数据。由于基本单位普查和经济普查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采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趋势的同时,侧重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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