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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的价值理性精神与唐宋转型 宋明理学是儒家的发展。它体现了强烈的价值理性精神，建立了“极其微妙”的哲学体系，全面超越了汉唐的精髓，改变了孔子“性与道”的思想模式，以儒家道德教育和实践为目标，始终保持性和审美意识，并将形而上学的哲学与形而上学的人们联系起来。 一、 双重性与整合 天道与心性是理学两大主题。天道是理学哲学体系的筋骨, 搭建新儒学的支撑;心性问题是不可割离的血脉, 接续理学体用。心性与主体生活尤其是精神意志相关, 愈是建构遥远的天道, 愈须找到现实主体与天道的中介。在唐宋社会政治嬗变、士人精神取向转移的背景下, 思想蕴藏深刻转型, 超越传统儒家建构心性论成为时代强音。 (一) 知识思想转变 唐宋社会政治的嬗变是其间思想转型的外部条件。思想文化是古代皇权的必要确证, 因此政治和社会的每次变动会模糊思想文化权威, 而转型后的政治为赢得文化的支持, 亟须建立新的观念系统及文化风气, 即发生思想转型。 唐朝颁布五经定本和新五礼垄断经典解释, 排定儒道佛次序, 以此建构文化统治话语。尤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 深刻意识形态烙印的知识思想成为通达世俗利益的黄金路线, 知识阶层在仕途倾轧中放弃了思想自由, 学术思想“被简约化为一些无意味的文本或公式, 只是作为记忆和背诵的内容存在”, (P5)缺乏信仰支撑, 儒学真谛日愈远离现实生活。人们逐渐意识到要振兴儒学惟有直追孔孟, 抛开“疏不破注”的汉唐经学, 以自己主观体验把握孔孟“真正精神”。儒经义理由汉唐外在章句注疏转移到自由解经的主体, 主体从知识思想的简约及政治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心性讨论得以展开的基础。 (二) 由政治权力到精神价值取向的转变 宋初, 士绅阶层兴族塾义学、立家族祠堂、定族规家训, 以相对独立的文化权力抵制政治对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预。熙宁变法激进的举措因与士大夫建构理想社会的渐进方式相抵触而失败, 证明文化秩序的重建不能脱离士人精神价值取向。这是唐宋思想转型的内在原因。 1. 心理层面的道德理想 魏晋形成的种族、地域、门阀、姓氏、文明互相重叠、等次清晰的士族生活格局解体, 传统礼法秩序受到严峻挑战。科举代替察举和推荐, 权力争夺使士人卸下俭朴庄重的躯壳, 日愈游离话语中心的现实刺激了他们精神世界的失衡。道德理想依旧虚无缥缈。人们将兴趣转向现实自身, 诉诸心念精神。与此相应, 唐宋人格锐变。唐代礼法观念和生活全面危机, 挣脱原有束缚将开放、宽容、浪漫的人格发挥极至。但个人追求与社会利益相冲突, 要求关注现实和自身基础上复归道德理想。宋代道德理想同时关照现实人的心性要求, 密切注意内外结合, 逐渐形成温雅细致、操守谨严和注重内在道德体验感的宋代典型人格。 2. 佛道的心灵缺陷 士人生存环境和价值取向转变的同时, 安定时代与富裕生活中的儒学却走向淡泊。七世纪流行的礼仪手册, 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全面简约, 远离主体心灵认同。竹林玄学激烈抗争无法认同的名教规范, 虽放纵却流露真情。但唐朝社会形似尺度范本的礼仪道德却只不过是衣冠表征。 人们对儒家思想既无心理认同, 行为上又要附和盛世欢歌, 造成内外极度反差。空虚的心灵亟待填充, 佛道引诱人们的心性形成对儒家的离心力。佛道正是在八世纪上半叶富裕宽松的环境中渗入士人和民众的心灵, 奠立走向辉煌的根基。儒学重新崛起必须确立主体心性的支撑。 3. 心理层面的诉求 中国佛教丰富的心性论激发了人们自由信念的兴起。而其突出凭借自性、自力成佛, 提出见性成佛, 强调心、佛、众生无差别, 促进儒者明确个人心性与现实修养的关系。“儒家关注的中心就有了一个转向, 那就是过去一向关注从人的外在伦理规范来理解道德, 现在转而以人的信念的改变来形成道德, 强调群体, 历史与文化转向了对个人心性的关注。”士人对佛道的兴趣大多集中于心性论述的渴求, 表现在: 其一, 士人并不认同佛道的社会伦理观, 仍要求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儒家地位并没有被彻底否定, 但必须填补心性论述的缺漏。其二, 士人并非艳羡佛 (道) 精致的思辨和义理。事实上, 中国社会始终不存在对义理的纯粹追求, 繁琐的名相分析, 使唯识宗失去听众;修行简约、注重当下, 使禅宗赢得独尊。佛教中国化中为适应中国社会而刻意隐藏其义理色彩, 强调释心解性。 理学作为儒学的新发展, 必须展开心性论述以强化主体内心对伦理道德的认同。 二、 直接精神：儒家重建的内在需要 在社会政治外缘和主体内在导向作用下, 唐宋思想转型中的心性问题成为儒学重构的内在逻辑要求。 (一) 道教的人生哲理 唐朝荡漾着中国封建社会最灿烂的回忆, 但无数民族自豪感掩饰的却是极尽空乏平庸。首先儒家全面困境。八世纪, 传统儒家苦心经营的礼法体系在实践上相对削弱。礼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面对日愈放纵的情感和失控的欲望陷入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