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目漱石的作品看日本人的生死观.docx

从夏目漱石的作品看日本人的生死观 日本是一个自杀率高的国家，排名世界第一，这是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其实,自杀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但日本社会的自杀现象又有其特殊性,受其历史文化影响颇深。历代日本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反映了这一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夏目漱石的代表作《心》中的人物自杀现象的分析,来管窥日本人的生死观。 夏目漱石(1867年-1916年)是日本明治时期(1867年-1912年)的小说家,大文豪,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虽然时过境迁,但其人格和作品魅力依旧。夏目漱石的作品中,作为后“三部曲”之一的《心》更是集艺术性、思想性于一体的上乘之作。《心》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口气成文的中篇小说。“我”是一名大学生,文中的“先生”是“我”在海水浴场相识的一位中年知识分子(“先生”是尊称,并非老师),“我”自始至终也没有在小说中交代他的名字。围绕“我”和“先生”的交往,整部小说分为三部分: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夏目漱石以灰暗的基调贯穿小说的始末。这篇作品堪称夏目漱石涉及生死最多的作品。排除掉主人公“先生”的父母,静(“先生”之妻)的母亲的病故这些自然死亡外,就是“先生”之友“K”的自杀,“先生”的自杀和乃木大将的自杀(在文中泼墨较少)。至于K,因喜欢上“先生”所钟情的一个女人——后被“先生”玩弄手段,成为“先生”的妻子,终经不起“失恋”的打击,用小刀割断颈动脉,立时身亡;K的死,却又使“先生”耿耿于怀,负罪感日甚一日,不堪精神折磨,终以乃木大将“殉死”为契机,自己也追随K的魂灵而去。 仔细推敲K与“先生”的自杀,不免觉得“先生”并非是导致K自杀的罪魁祸首。K是“先生”的同乡,真宗和尚之次子,自幼丧母,被送给一医生家做养子,和“先生”一起在东京就读大学;后因所学专业不是医生,被养父断绝经济支援,也不被亲父所容,众叛亲离使K渐渐变得多愁善感、离群索居。一方面,自认只有他自己是“独自背负着人世间的不幸生存着的”,感觉“照耀着自己前途的光明,似乎逐渐从他的视野里向远方退去”而焦躁不安,另一方面,却又向“先生”表明自己的理想不在学问,而在于要“培养意志的力量,成为一个坚强的人”。其实,在别人眼里,他并不坚强反而像患了神经衰弱。K这种不幸的身世、偏执的性格、厌世的思想、近于自虐的行为,使他早已如枯灯一盏了。后来他也喜欢上房东之女——静,但这又与他追求的“道”背道而驰。K开始彷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越来越看不到生存的希望。而房东早已对“先生”中意已久,即使“先生”不对K说一些“在精神方面没有进取心的人,那是混蛋”的话,没有先K一步求婚这种事情,K若遇到另外的挫折,也未尝不采取自杀的行为吧。可以说“先生”的举动,只是加剧了K必死的决心。美国的日本问题学者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认为,自杀对于日本人来讲,是使自己的自杀相关的人自责和受严厉道德谴责的一种最极端的手段。也许K无意于此,但这种最极端手段的确导致了最极端的后果,即“先生”的谢罪自杀。在每月都为K上坟后,“先生”终在50多岁时,走上了不归路。 因失恋和谢罪而自杀的人古今有之。但“先生”作为夏目漱石的缩影,是否还有深意?夏目漱石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日本天皇专制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高压之下。日本对外大肆侵略扩张,如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日韩战争;对内则强化帝国统治,镇压工人运动,禁锢人们的思想,如大逆事件。知识分子所期盼的民主、自由实乃一纸空文。在这一时期,夏目漱石的创作由针砭时弊、激越诙谐转向刻画人物内心,塑造了一系列与自我内心苦斗的知识分子群像。《心》中的“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先生”的消极处世,不相信他人,不相信自己,给自己贴上消极标签,不断重复“我是一个寂寞的人”;“先生”没有希望,只是一味在K的墓前忏悔,活在K的阴影里,活在阴暗的过去,甚至把没有孩子看作“天罚”,有的只是对K的负罪感,但负罪感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先生”清高独处,没有也不愿工作,罕有朋友;人类是群体动物,而“先生”几乎摒弃了与社会的联系,自然无法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也就失去了社会关系这种特别重要的健康因素……总之,呈现在读者眼前的只是一具自我否定、心态消极、悲观厌世,更无信仰、无希望、无目标的躯壳;是一个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气息奄奄、无可救药的病人。这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在严酷的时代背景下,对自己前途的迷惘,精神的迷失、颓废,心灵的骚动不安。看不到出路,找不到方向,使读者仿佛听到了夏日漱石自己发出的叹息和呐喊,如身临其境,震撼心灵。 “先生”的自杀,不由人会联想起许多关于生死的论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命诚可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等等,而且还会可怜孤若无依的静,进而甚至不满“先生”的决绝:K的死必须用性命来偿还吗?如果了解了日本人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