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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柳如形象比较 《柳如是别传》所收之精神 王国维和刘汝是对陈毅一生受到高度赞扬的两个人。早在20年代末期,寅恪先生就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写道:“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并礼赞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时隔二十余年,他仍表示这篇文字包含了他全部的学术思想,无所变更,并在50、60年代以十年艰辛著成的《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寅恪先生称述王氏的诗文,除上引纪念碑铭外,另有《王观堂先生挽词》、《挽王静安先生》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等,都是倾注了深切感情的作品。《柳如是别传》则更是耗尽晚年所有心血而苦心孤诣写下的八十余万言的巨著。王国维固为同事挚友,柳如是却是一个生于三百年前的物议纷多、声名狼藉的妓女。从上面的引语中,我们可知寅恪先生的悼王,并不是着眼于私谊,为柳辨诬更非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有共同的精神贯穿、由共同的精神促发的。这个一贯精神,就是他一再强调、大力表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救末俗”:持续维护学术自由的重要保证 正如胡守为先生在《陈寅恪传略》中所指出的:“陈寅恪最重视学术自由。……他持学术自由的思想可谓始终不渝。他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认为“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扬,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寅恪先生出生的时代,正是中国文化受到西方冲击而发生着严重解体的时代。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封建糟粕未死,而中国文化的传统构架已经崩溃,传统文化中有永久价值的亦即能代表人类“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却被迅速摧毁,社会极度纷乱,人伦道德式微。在这样的动荡时代中,深受中国文化习染而不愿失却自身立足点的知识分子,或者按寅恪先生的话来说是“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即“所凝聚之人”,感到幻灭的痛苦,是很自然的。王国维自杀前即有“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的感叹,而先于王氏数年自杀的梁济(梁漱溟之父)说得更为明确,认为当时“直将举历史上公正醇良正义诚敬一切美德悉付摧锄,使全国人心尽易为阴险狠戾,永永争欺残害,无有宁日,而民彝天理将无复存焉”。王氏的感情与梁氏相通,对此,寅恪先生是有很深切的理解与同情的,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写道: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这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曾在日、美、德、法等国学习人文科学多年并了然数千年中国历史兴亡的寅恪先生,已看到了封建制度灭亡的必然性,他绝不是要维护甚至恢复封建制度及其陈腐礼法(这可参看下引他《论再生缘》语),但对认为是民族独立精神与人生最高境界的中国文化抽象理想的被摧残破坏,以至世俗浇漓,则其沉痛一与王氏及梁氏同,事实上他在当时也发出过“吾徒今日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身于非驴非马之国”的慨叹,梁氏对此痛感“乌可默而无言”,遂终期用一死“以救末俗”。寅恪先生面对“末俗”亦自有不可默而无言的情怀,这个“言”就是他一生的教学与著述亦即其全部的学术活动。他对学术是看得很重的,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他说过:“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不可抑遏。”在《赠蒋秉南序》中更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他是把自己的道德理想、民族自尊、社会责任与人生价值都寄托在学术中了。既不视学术为发财之凭借、升官之进阶,而是视为关涉“治道学术”、关涉自己全部人生理想也就是生存凭依的严肃事业时,自然就不肯有丝毫的苟且假借了。这就是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