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docxVIP

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汉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以董仲舒春秋决狱为考察对象 汉代儒家的形成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思想的开始。春秋审判是汉代儒家伦理的主要形式之一。“春秋决狱”是汉代形成的一项主要依据儒家经义来断案的司法审判制度, 是由董仲舒倡导而形成并运用于司法实践的一种审判方式。“春秋决狱就是在审判案件时引用《春秋》等儒家经义作为分析案情, 认定罪行及适用法律的依据。” (P114)从春秋决狱之盛行可以看出, 董仲舒等儒者接受了法家“法律”条文, 但为其提供了儒家的思想基础, 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及典型体现。瞿同祖先生认为, 董仲舒以《春秋》作判案的依据, “是以儒家经义应用于法律的第一人”。 (P313) 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件有二百三十二件, 但今已失传, 现仅存六则案例, 程树德先生在《九朝律考》中有所总结。 (P161)史料的缺失给今人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对于整个传统法制的研究也确实是一大遗憾。否则后人对于两汉如何以春秋决狱, 如何融通德治与法制的思想等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 近十几年来, 许多涉足春秋决狱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诸多进展。武树臣认为春秋决狱就是董仲舒把《春秋》视为“义之大者”, 从而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李富成指出:“《盐铁论》中谓‘故春秋之治狱, 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志善志恶判断权在于法官自由裁量, 因而也是一种衡平。……衡平的要义在于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 在法律没有规定, 或按法律规定不能恰当处理案件时, 法官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和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裁判案件。”封志晔在《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中指出春秋决狱中包含的若干精华属于人类法制文明无可否认的组成部分, 如“亲亲之道在法律上体现为亲亲相隐, 法对于社会中‘亲亲’的良风美俗应该保护而不是加以破坏”,“‘原心定罪’和‘恶恶及其身’包含了近代刑法理论中责任主义的内容。”曾宪义主编的《中国法制史》认为春秋决狱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 过分强调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 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P117)朱宏才在《春秋决狱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危害》中指出, 春秋决狱给传统文化造成了危害, 要使中国法制走上现代化之路, 必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 以上曾宪义和朱宏才对春秋决狱危害性的批判未免有失偏颇, 相对而言台湾学者黄源盛的观点较为恰当。黄源盛把春秋决狱的运用类型分为两类:一为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案例, 另一为董仲舒以外的引经决狱案例。他从刑法理论史的角度出发, 最终得出本其事、原其志的“正常春秋决狱”与借名专断, 引喻失义的“不正常春秋决狱”两面评价。尽管学者们对于春秋决狱研究的角度已十分丰富, 但对春秋决狱的背景似乎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总结, 也没有学者把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亲属案件归类进行过研究。 本文以董仲舒的司法判决为考察对象, 从董仲舒推行春秋决狱的历史背景入手, 通过对他断狱的两则亲属案件体现出的“亲亲得相首匿”和“原心定罪”的儒家思想的分析, 阐释春秋决狱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影响, 寻求在当今法制社会中, 如何正确对待法律与道德的问题。 一、 “黄老思想”的提出,是促进儒家思想在法律实践领域的融合 汉律儒家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 春秋决狱迈开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步伐。为什么在汉代出现了春秋决狱?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 它是理解春秋决狱的前提。 《汉书·刑法志》云:“汉兴, 高祖初入关, 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 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 兵革未息, 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 于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 取其宜于时者, 作律九章。”在汉初, 刘邦用“约法三章”取代了烦苛的秦律, “约法三章”作为争取民心的政策是可取的, 却不是国家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此时, 秦吏出身的相国萧何便利用秦律拟定了汉律。可见, 汉承秦制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必然。而秦法重刑主义色彩浓厚, 虽然汉文帝等明君在立法领域进行了某些改革调整, 但汉律从基本框架到具体内容都深受秦律及法家思想的影响, 不可否认, 汉律对秦律体现更多的是保留。 汉朝的法律指导思想经历了两个阶段。汉朝建立以后, 面临着战乱后经济凋敝的局面, 为了发展生产, 安定民心, 刘邦实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 轻徭薄役, 缓和社会矛盾。《汉书·刑法志》云:“萧、曹为相, 填以无为, 从民之欲, 而不扰乱, 是以衣食滋殖, 刑罚用稀。”经过“文景之治”等几十年的发展, 各诸侯王国的实力也随着汉兴而增强, 构成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 无为而治的思想已难以适应这种新形势, 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又难免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此时, 比黄老思想更有力, 比法家思想更温和的儒家思想迎合了汉朝天下一统, 民心安定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