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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史学的兴起与兴衰 19世纪末，在梁启超和社会学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现代史学的思想，特别是文明史的概念。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的视野开阔。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古典戏曲史学应运而生。 “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其1901年完成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完成的《新史学》中,提出了新的史学理论:一是要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探索其间发展的规律。历史不但要记载事实,而且要说明事实间的关系,与其原因结果。而这种历史因果是与历史进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的。二是历史不仅要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而且要写国民全部之经历,要写出国民史、文化史,及其相互关系。三是历史有公理公例。他说: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P1)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中国史叙论》是梁启超计划撰写的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书中指出,历史应该包括五个方面,即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P1-2)他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阶段,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衔接起来,考察其从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的过程和因果关系。他的《新史学》清了旧史学的弊病,以进化论批评历史循环论。不但如此,梁启超更在报刊上发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1902)、《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格致学沿革考略》(1902)等一系列体现新史学观的文章。 梁启超的理论与实践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历史研究及整个学术界。夏曾佑在梁启超之后运用进化史观,在1904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章节体的《中国古代史》。同时代的许多文人,也从新的史学观出发,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广泛的课题。史学的重点转移到以社会制度、社会生活及相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如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宗教史、文艺史、风俗史等等。 此时,文学艺术领域在新史学观的影响下,亦表现出重视历时性研究的倾向。在《国粹学报》的许多文章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罗■■的《文学源流》(第二年第四号 1906年5月)、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的变迁》(第三年第一号 1907年3月)、《中国美术学变迁论》(第三年第五号 1907年6月)、《舞法起于祀神考》(第三年第四号 1907年5月)、《原戏》(先刊于1904年12月的《警钟日报》,又刊于《国粹学报》第三年第九号 1907年10月)等文。而黄人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中也表示:文学史要“就既往之因,求其分合沿革之果,俾国民有所称述,学者有所遵守”(P39),认为中国以往无文学史,认为列传、目录、选本、批评不能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作出客观的描述,各守门户,画地为牢。也不能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探讨,有己无人,无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由于新史学的崛起,戏曲研究也进入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新史学观,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新的眼光、新的思路、新的写作方式,从此,戏曲史学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古典戏曲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一 “巫”与“古乐” 戏曲起源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戏曲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中国戏曲的起源,古代曲论中每每谈及。但是因为戏曲地位低下,文人不专注于此,故而少有详尽、准确、系统的论述。 在古人关于戏曲起源的讨论中,乐府—诗余—曲,是一种极有影响力的意见。但人们在言由诗余而曲时,往往不再深究这中间导致变化的原因。最有代表性的陈述是: 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P25) 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P27) “故事”是戏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有的人以此为出发点,探寻戏曲的起源。元人陶宗仪说: 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P222) “传奇作而戏曲继”的“传奇”,学者一般认为指传奇小说;后一“传奇”则是指元杂剧剧本。 此外,关于戏曲与古代乐舞、与搬演、与宗教的关系,前人也曾经有所触及。王阳明说:“古乐不作久矣!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P74)王阳明本意在说古代圣人以自己一生实事,播在乐中;而当时的戏子无益风化。若去掉妖淫词调,便于风化有益。但陈述中注意到了乐舞与戏剧的共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