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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收支失衡与财政税收政策 连续的国际收入“双向差异”不仅增加了中国与贸易市场之间的摩擦，也为人民币的上升带来了压力。我们认为导致上述问题的部分根源则存在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性之中,如,经济的持续增长过度依赖外需的拉动,内需不振,尤其是消费严重不足,是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依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分析,利用货币政策的调整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余地似乎不大,相反,财政税收政策则可能派上用武之地。 从引发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内在矛盾看,有些问题仅靠财政措施也是解决不了的,如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不科学等。所以,这里只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路径等角度,考察财政与税收政策在消除国际收支过度失衡或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上的可为之处。 (一) 从投资转向消费,建立促进城乡居民基本生活保障的财政保障机制 首先,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动力的重要举措。一般来说,内需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两个方面,其中任何一方面需求的启动都会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但从我国以往的经验看,通过扩大投资规模来刺激经济增长更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对而言,除了政府消费外,居民消费由于其具有分散决策的特点,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政策来刺激它。从理论上讲,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长期预期收入。改革开放后,尽管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但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对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的问题却被忽略了。目前在我国,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因此,出现了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众多有消费愿望的人,却没有相应的支付能力。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另一方面,从作用经济增长效果来看,虽然投资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近几年来,由于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投资规模增长过快,导致了其上游产品或相应原材料价格涨幅过高,并引发了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为此,200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运行状况后,对当前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原则,以及主要任务作了全面的都署,并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以及“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具体要求。这也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在长达6年的扩大内需政策推动下,我国投资和出口“动力”得到全面释放,而消费需求一直偏淡的情况下,中央对经济发展政策的又一次调整。 可见,为了使中国经济健康、均衡地发展,就必须将扩大内需的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居民消费是短期内难以对其施加影响的变量,因此,从近期看,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落到政府的身上。从长期来看,社会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也有赖于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的建立。所以,政府支出的增加必将在扩大内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其次,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进而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以及提高人们的消费能力着手。长期以来,我国消费之所以一直疲弱不振,除了政府消费支出不高外,还与居民消费受制于有关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有关,所以必须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构建一个良好的、且能很快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与支撑体系。为此,我们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作出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导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所以,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投向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第二,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期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第三,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广大的农村地区。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范围,加快县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进程等措施,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并通过直接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等方式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 调整产业结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现有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