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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土改与工业化的双向演进 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台湾的农业社会发生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进入了以下工业化时期。在此过程中, 台湾先后进行的三次土地改革推动了工业化的进行, 特别是第一次土地改革的成功受到了广泛赞誉。如果把土地改革放到台湾工业化的视野中来考察, 可以发现,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 而是存在双向影响和交互演进的关系。 第二次市场化改革为台湾改革创造了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说, 历次台湾土地改革都是在特定工业化条件下进行的改革, 在改革动力、基本条件, 乃至具体改革内容等方面, 这几次土地改革都受到了同一时期开展的工业化的重要影响。 台湾工业化发展目标是土地改革的基本动力。国民党退踞台湾后, 开始致力于发展岛内经济, 以工业化先行国家为目标, 确立了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要达此目的, 必须进行土地改革。陈诚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的《自序》中曾说, 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 对于土地的投资和剥削, 实际上已经构成阻碍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因此, 如果要谋求工商经济的发展, 必须通过土地改革解除资本和劳动力的限制。1这样, 启动工业化进程成为台湾当局推进第一次土地改革的主观动力。此后的两次土地改革也无不是为了服务于工业化的目标。土地重划、推广土地商业化经营是第二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 其目的是在不触及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扩大土地规模经营, 应对工业化造成的弃耕等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问题。第三次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农地释出, 改革农村土地流转制度, 进一步满足日益扩大的工业发展用地需要。 工业化造成的农业衰微是台湾土地改革的客观原因。随着工业化的推进,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生变动是一个客观规律。但是, 工业化进程中的农业发展问题特别是农业衰退问题则不是客观规律, 只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经济现象。关于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在理论和实践上历来存在“重工轻农”和“工农平衡”两种发展战略。台湾在较长的时期内实行了重工轻农的“唯工业化”战略, 过于强调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 使农业作出了太多的牺牲。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 台湾的农业发展速度逐渐趋缓。80年代, 发展经济学界对“重工轻农”的理论进行了反思, 认识到农业是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如果农业得不到充分发展, 工业经济的发展即便获得成功, 也会进一步加重普遍贫困、城乡差距、失业等问题, 造成经济趋向严重的不平衡。2这一时期, 台湾当局也认识到“以农养工”的工业化战略存在的问题, 开始转变对农业发展的认识, 着手从改革土地制度入手, 通过在农业中引入商业经营方式、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等, 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工农业均衡发展。 工业化成果为台湾土地改革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次土地改革前, 台湾的工业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 工业化取得的成果为台湾此后实施的土地改革准备了条件。一是工业化的扩张提高了从农业部门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为农村进行土地重划、小农转业创造了条件。第二次土地改革前, 台湾的产业层次逐步提升, 农业劳动力被不断吸收到工业部门。在土地改革中, 台湾进行了土地重划、辅导小农转业, 从追求土地生产力的极大化转向追求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二是农业机械制造业的成长和农业科学技术的提高, 为推行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第二次土改中, 插秧机、收割机、干燥机等农机设备为农业机械化的推广提供了必要条件。三是加工出口工业的发展拓宽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使农业专业区经营成为可能。在加工出口工业的带动下, 台湾农村地区出现了各种农业生产专业区, 为加工出口企业定向提供初级农产品。四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市场机制的完善, 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 台湾农业的自足性特征逐渐淡化, 农业产品的商品化、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第一次土地改革后,台湾通过转产 战后台湾工业化的启动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的, 没有农业在短期内的迅速发展, 台湾工业化的起步势必延迟。台湾土地改革在工业资本积累、人才和劳动力、消费市场以及宏观环境等方面都为工业化的启动作出了贡献。 土地改革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工业资本。一是实现土地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第一次土地改革释放了长期冻结于土地的资金, 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耕者有其田政策, 对征收地主的土地实行以七成实物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事业股票搭配补偿, 促使地主将得到的土地补偿资金转化为产业资本, 直接成为工业化的资本注入。3此外, 该政策还规定, 禁止工商业资本向土地资本的反向流转, 保证了台湾的工业资本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增加。 二是实现农产品向工业资本转化。第一次土地改革后, 台湾的农产品出口为工业发展换取了大量外汇。1952~1960年, 初级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是台湾出口的主要产品, 占全部出口总值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