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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中的农抑商与192 主卖制度是一种古老的禁忌制度。禁,乃禁止之意;榷,为独木桥。所谓专卖制度,就是政府通过控制或干预某些大宗商品的运销乃至生产,与商人争利,从而达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以往,人们常常将专卖制度与重农抑商混为一谈。如傅筑夫先生就将专卖制度作为重农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柱。有的学者还说:“专卖制度,其实质是抑商的政策。”这种看法到底对不对,请看《盐铁论》中的一段话。《盐铁论·本议》篇中文学云: 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从这段话可明显看出:第一,盐铁官营、均输、榷酒的目的是“与民争利”。因此,这些政策推行后,不仅没有达到重农抑商的目的,反而进一步引发“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第二,“为了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必须罢盐、铁、酒榷、均输,盐铁官营与重农抑商不仅没有联系,而且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对二者作重新认识。 一 从盐铁的来源和土地制度的角度谈 春秋战国时期,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产生和发展,在经济思想领域内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种是经济放任思想,强调任其自然,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和限制;另一种则是经济干预思想,强调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管理社会经济、组织社会经济的重要性,主张国家要掌握轻重之势,运用轻重理论对社会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两种思想始终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经济干预思想越来越多地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并不断付诸实施。 专卖制度萌生于春秋,重农抑商政策产生于战国。二者都是一种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具体体现,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共同性。但它们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却是不同的。 先说专卖制度。专卖制度的主要目的是国家充当大商人,与商人争利。在西汉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反复指斥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国家与商人间的这种争夺利益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国家专卖商品的选择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交换频仍,市场上商品增多。在众多的商品世界中,盐、铁二种需要量最大,需求弹性最小。《管子·海王》说: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 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 《汉书·食货志》也记载: 夫盐,食肴之将;铁,田农之本。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 即使在交换经济微弱的时期,也拥有较大的市场。《颜氏家训·治家》说: 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耳。 惟其如此,经营盐、铁即可获致巨富,盐、铁成了市场上的宠儿,受到商贾的追捧。翻检《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准书》和《汉书》中的《货殖传》、《食货志》,那些倾国倾城的富商巨贾,几乎都是依靠煮盐、冶铁而起家的。特别是《汉书·食货志》中所记的那些“役财益骄”而又“不佐国家之急”的商人,完全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盐铁业。所以,国家要与商人争利,要充当大商人并在这场利益争夺中获致胜利,就必须从盐、铁下手。根据上面的叙述,从专卖施行的那一天起,国家的专卖品正是以盐、铁为对象,其争利性质极为清楚。 从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榷酒,以及均输、平准等政策的背景中,我们可进一步加深对这一点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弛山泽之禁”的具体内容,《盐铁论·错币》篇说,就是“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经过文景两朝,到汉武帝时期,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坐大。《盐铁论·复古》篇记载:“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一方面危害社会,另一方面在汉政府“费以亿计,县官大空”的情况下,对政府的财政困难漠然无视。《汉书·食货志》说:“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元狩三年(前120年),御史大夫张汤“承上指”,请求“笼天下盐铁”。(卷95,张汤传,P2641)从张汤“承上旨”一语来看,对盐铁实行专卖,在此之前武帝意欲已决。这样,汉王朝相继推出了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榷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