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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里的现实主义写作与小说创作 (一) 批判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和写作环境的局限性 格林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继承并发展了由普希金奠定了基础的俄国文学,对推动俄国文学沿着揭露批判沙皇俄国黑暗现实的方向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在俄国美文学中持久地贯彻讽刺——或者说得更公允一点,所谓批判倾向的功勋,却应当特别归给果戈里。”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1852)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他熟悉乌克兰的农村生活和民间文学;中学时代受到十二月党人所宣传的进步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到了彼得堡,由于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他又经历了几年小职员的辛酸困苦的生活。这一切使年轻的果戈里厌恶贵族官僚的庸俗无聊,憎恨社会上那种巴结权贵、追逐金钱等恶浊风气,不满于现实生活。这正是果戈里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思想基础。他那主要取材于乌克兰民间传说、民间歌谣的第一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于1831年和1832年),基本倾向还是浪漫主义的,但也显露出嘲弄丑恶事物的讽刺倾向。1835年,他出版了《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在这两个集子中,对封建地主的刻画也好,对彼得堡生活的描写也好,果戈里创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确立了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写作较晚的《外套》(1842年),是果戈里描写处在社会下层的“小人物”的命运的名篇。这些作品以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材料,反映了封建农奴制的腐朽没落和广泛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别林斯基热烈地赞扬了这些小说的“朴素、平凡、自然和真实”。 写成于1835年12月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是果戈里的代表作品之一。他说,在《钦差大臣》中,他“决定要把俄国一切不好的东西……在顶需要秉持正义的地方和场合所发生的一切非正义现象,集成一堆,在一次中对一切嘲笑个痛快。”作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无情地揭露了官场的败行,官员们的贪赃枉法、卑鄙无耻,给封建专制的俄国官僚机构以沉重的打击。喜剧讽刺的锐利,揭露的有力,招来了反动阶层的围攻,迫使果戈里于1936年出国。 从此,果戈里除几次短暂的回国逗留之外,长期住在国外,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出国后,他积极严肃地从事1835年已经动笔的长篇《死魂灵》的写作。1841年写成第一部,1842年在别林斯基等人的帮助下出版。这一部在更广阔的背景上真实深刻地揭露了贵族地主和政府官吏的作品,在文艺界,在社会上又引起了轩然大波。别林斯基驳斥了攻击和歪曲这部杰作的种种谬论,阐明了作品的深刻意义。 《死魂灵》第一部问世以后,果戈里的创作就走下坡路了。他那思想和创作危机的形成并最终酿成悲剧,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的。在《密尔格拉得》这个集子中,他揭露地主的同时也带着同情;在《肖像》这个中篇里,神秘主义和宗教赎罪的观念就严重地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原则;就是在《死魂灵》第一部中,与总的批判倾向不谐和的调子也是有所表现的。他企图依靠人们道德上的觉醒和对宗教的皈依,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增强封建农奴制的活力,消弭贫困和丑恶,解决尖锐的社会矛盾。他这种政治见解集中地反映在1847年出版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中。书信集出版后受到进步思想界的猛烈批判,尤其是别林斯基在国外写成的观点鲜明、感情激烈的《给果戈里的一封信》,更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情况使果戈里受到很大震动,但已不可能解开他那思想上的纠葛。还应当指出,果戈里长年在国外,脱离俄国的社会斗争,脱离进步的思想界,被一帮保守的或反动的知识分子包围着,这也是他不能摆脱反动思想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思想状况下,果戈里执拗地要在《死魂灵》续篇中写出贵族地主的富有朝气和创造性的正面形象,体现他那反动的乌托邦思想。很显然,这除了臆造是别无他法的。但是,果戈里仍然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他创作的根据。这就形成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费力地写作、毁稿、改写,直到1850年底,总算完成了第二部并准备出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残稿,他所创造的地主阶级的正面形象是苍白虚幻的;他那关于复兴旧制度的说教是空洞无力的。这位还不能完全扔掉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不能不感到这种艺术品的不可相信。终于,他在重病中焚烧了渗透着他十年心血的《死魂灵》第二部手稿。不久,他也痛苦地离开了人世。鲁迅说,“果戈里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果戈里不满于当时的黑暗,同情底层人们的悲惨,从而创造了优秀的作品,给封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以沉重打击,推动了进步文学的发展,客观上促进了俄国的解放运动。这是他的伟大处。而他“力不从心地想扮演思想家的角色”,妄图设计一个在保持旧制度的前提下改良社会的方案,对抗革命运动的发展,则是拙劣的。这种反动思想使果戈里不能继续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最终演出了焚稿的惨剧,这永远是文学史上令人深思的一页。 (二) 《死魂灵》中地主形象的表现手法 《死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