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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结肠癌的发病机制及防治 近年来，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世界上近60万人每年死于肿瘤。在经济相对发达的欧美国家,结肠癌患病率较亚非国家高, 部分东欧国家患病率高达50 ~ 60人/10万,结肠癌已成为癌症死亡的第四大病因,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到目前为止,其病因和患病机制仍不明确。 有研究表明,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着结肠癌的发生发展,而诸多环境因素中,包括饮食结构、肥胖和运动在内的生活环境因素,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直接因素, 而其中大约30% ~ 50% 的结肠癌可归因于膳食结构和营养因素［1 － 2］。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高脂肪、低纤维素膳食可诱发并促进结肠癌的发生发展。美国卫生研究所( NIH) 的一项研究发现,全脂、红肉、加工过的肉类制品等摄入量与结肠癌患病率呈显著正相关,而膳食纤维丰富的水果、维生素D和高钙等的摄入量与结肠癌的患病率呈负相关［3］。可见,日常膳食结构与结肠癌的发生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以下我们对近几年膳食结构的不同成分与结肠癌患病风险的关系进行综述,希望能为合理膳食,预防结肠癌提供理论基础。 1 红肉与结肠红蛋白的关系 许多研究证明,肉类的摄入量与结肠癌患病风险有关,长期摄入红肉和加工过的肉类制品增加结肠癌风险约20% ~ 30% ,同时也提高了结肠癌的病死率［5 － 7］。Dunn等［8］研究发现,从非洲等结肠癌低风险国家迁至欧美国家的第二代、第三代移民中,结肠癌的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他们移民后饮食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联系。结肠癌的患病率还存在地域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由牛肉摄入量的不同引起,牛肉摄入量高的地区,结肠癌的患病率也相对升高［9］。红肉摄入量每天增加100 g,患结肠腺瘤的风险增加36%［10］。Chan等［6］前瞻性荟萃分析发现, 红肉和加工过的肉类最高摄入人群组患结肠癌的风险是最低摄入人群组的1. 22倍。在摄入140 g /d范围内时,并随摄入量的增加,结肠癌的患病风险亦呈线性上升。肉类增加结肠癌风险的可能机制为红肉中富含亚铁血红素,是已知的亚硝基化合物的启动子之一,刺激人体肠道可产生内源性亚硝酸盐化合物,而结肠内高铁也致突变的游离自由基形成。 此外,肉类在烹饪过程中产生杂环胺、多环芳香烃等致癌化合物,后者可改变胆汁酸和肠道微生态,在肠道产生一个利于肿瘤形成的微环境,从而导致结肠癌的发生［11 － 13］。Ijssennagger等［14］在研究中证实, 血红素通过抑制肠上皮细胞至肠隐窝之间的信号通路中的细胞增殖反馈抑制因子,可导致结肠的增殖和不典型增生。此外,红肉与结肠癌风险的相关性还可能受遗传物质的影响。Wang等［15］进行的关于致癌物质代谢基因多态性与结肠癌之间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提示,细胞色素氧化酶P4501A2基因( CYP1A2 gene) 与谷胱甘肽转硫酶基因( GSTP1 gene) 的多态性,影响高温烹调肉类摄取引发结肠癌的发生。据此推测,杂环胺类可能是红肉增加结肠癌风险的关键因素。Brevik等［16］研究也发现,DNA切除修复途径的二磷酸腺苷核糖多聚酶基因( PARP gene) 影响红肉与结肠癌的关联。但日本公共卫生中心的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锌和血红素铁的摄入与结肠癌无本质性的关联［17］。 Ollberding等［18］研究也显示,肉类或杂环胺与结肠癌之间无相关性。虽然肉类与结肠癌之间的关系仍意见不一, 但大多数文献仍较肯定红肉的致癌作用。 2 对前列腺素的影响 一直以来,脂肪( 主要指饱和脂肪酸) 与结肠癌的关系因为总热量、食物中其他营养成分以及模型调整后混杂因素的影响而受到质疑［19 － 20］。在加拿大进行的一项多中心大样本病例对照研究显示,高热量饮食可增加结肠癌的患病风险［21］。Li等［22］研究发现,体重指数( BMI) 、腰围和腰臀比最高五分位男性患结肠癌风险分别是最低五分位的2. 15倍、 2. 00倍和1. 97倍,证明男性肥胖病人( 特别是向心性肥胖) 患结肠癌的风险增高。BMI与结肠腺瘤和结肠癌的发生均有相关性,大约11% 的结肠癌可归因于肥胖［23 － 24］。Flores等［25］在动物模型上发现,饮食导致的肥胖可增加结肠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 TNF-α) 的表达,减少核转录因子( IκBα) 表达,引发慢性炎症反应,增加结肠癌的发生率和肿瘤的生长速度,同时改变肥胖相关炎性微环境促使结肠癌的发生发展,而中和TNF-α 后可逆转肥胖导致的肿瘤生长的相关效应。研究者在小鼠肿瘤动物模型中发现,高脂饮食可上调环氧合酶-2( COX-2) 、细胞周期蛋白D1 ( Cyclin D1) 和增殖细胞核抗原蛋白水平,伴随增加核转录因子NF-κB p65和 β-连环蛋白( β-catenin) 的表达,在肿瘤组织中抑制P21CIP1 / WAF1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