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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中的独立地理书 福科对欧洲古代知识系统向现代知识体系的转变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刻的历史研究。其考察的核心之一便是“分类”,故而其第五章就叫“分类”1。在福柯看来,“分类”即对物的“同一性”的不同思考体现了不同知识体系的差异。而知识体系从一种“分类”向另一种“分类”的裂变,体现的是知识体系自身“认识型”(或译知识型)的裂变。有学者依据福柯在《词与物》中的这一学术旨趣,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思考时指出,学术分类表现了一种学术传统的基本面貌,从学科是怎样分类的,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学术传统是怎样构想其研究对象,并且是怎样划分其知识范畴的。因此,改变学科分类,实际上意味着对学术传统的改换,抛弃一种学科分类,也就是抛弃一种知识形态而转换到另一种知识形态上去2。 然而福柯主要考察了西方文化中大致发生在17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的两次巨大的认识型断裂的历史性过程,就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是宏观性的。事实上,在一个文化内部,其认识型的历史性发展过程中,除了巨大的断裂性跃迁之外,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更为普遍的认识型内部的变迁。如果说福柯的认识型断裂类似于库恩的“科学革命”,那么在巨大的认识型断裂之外,更多的便是“常规科学”的累积发展3。尤其是当我们面对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特征的中国文化时,更应该考虑巨大裂变以外的“常规科学”的累积发展过程,以及二者的各种可能性关系。 此外,就目录学所代表的中国古代学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