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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唐西渭桥的再认识 一、 发现的内大桥与“西渭桥”的关系 1986年新历初，咸阳秦都区竹台市西屯村的当地农民在沙滩上采矿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20.40厘米直径的沙子中发现了几棵直径为20.40厘米的大树。令人遗憾的是,缺乏文物考古知识的农民,竟然将这些大木桩搬运回家,刨开做成较为理想的棺板。秦都区文管会干部闻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赶赴现场,对此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确认这是属于一处木框架构造的古桥遗址,并且还将这一意外发现及时呈报陕西省文物局。尔后不久,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就组建了以副研究员段清波为队长的考古发掘队,对这一古桥遗址进行了发掘和保护。由于这次发现的古桥位于沙河滩上,按照中国考古学命名的惯例,应称之为“沙河古桥”。据发掘队长段清波介绍:“沙河桥位于咸阳西南9公里的沙河道上,在相距300米的河道上发现两座古桥,据研究,1号桥可能是汉西渭桥,2号桥可能是唐西渭桥,两桥皆为木桩木梁桥,1号桥共发现 17排100余根木桩,直径为20～40厘米,桥面已不存在,桩的上端残缺不整,高低不一,部分桥桩有木卯榫结构,形式多样。南端最末一排桥桩内外共发现8块巨型铁板,铁构件置放位置零乱,方向也无规律,皆为长方形,其中最大一块尺寸为720×110×5厘米,重约4吨。2号桥共发现5排41根木桩,桥面亦不存,发现一有卯榫的方木横梁,长9.54米。两桥宽皆为16米左右。1号桥方向为北偏西5°,2号桥方向为北偏东30°。” 在此基础上,段清波和吴春同志还先后撰写了两篇论文,从许多方面论证了新发现的“沙河古桥”应是汉唐时的“西渭桥”。其中在《西渭桥地望考》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从现场清理看,2号桥的保存 情况和结构情形表明了它晚于1号桥。14C测定年代,1号桥距今2140±70年,结合史料分析,1号桥应是汉魏时的西渭桥,2号桥是隋唐时的西渭桥。”另外,他俩还在《西渭桥地望再考》中,针对学术界提出的不同观点,重申了河道变迁的原因所在。“其一,地震是造成渭河迁移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全新世晚期尤其是近千年来,日趋干凉的气候,也是促成河流变迁的原因。其三,水沙作用的影响。……简要来说,在流域内地貌、气候、水文以及地质构造的作用下,不仅沣河下游河道发生了变化,渭河也同样如此”。 总之,发现的沙河古桥究竟是否与“汉唐西渭桥”有关?是否真正是历史上的“汉唐西渭桥”?自此之后就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三位同志就曾对古代渭河三桥进行过考古调查与研究,大体上搞清楚了各自的位置。东渭桥遗址位于今天高陵县耿镇白家嘴村西南约300米处的地方;中渭桥遗址估计在西安市高庙村北的贵家花园一带;西渭桥推测应在咸阳市马家寨文王嘴这个地方。而这次发现的沙河古桥不仅在文王嘴一带,而且 位置还是在它的东南方的西屯和资村之间,与文王嘴至少相距4公里之遥。因此,我认为要想将沙河古桥定为“汉唐西渭桥”,看来还需要进一步重新论证。 二、 关于西适桥的位置 1989年9月,陕西省文物局和省考古研究所在古都西安联合举办了“沙河古桥遗址发现与发掘论证会”。会上,围绕着沙河古桥的定性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中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发现的沙河古桥就是历史上的“西渭桥”;另一部分学者则持有异议 ,认为发掘的沙河古桥应是古代的“沣河桥”或“与漕渠有关的水利设施”。首先,张德臣和马先登同志发表了《咸阳沙河古木桥遗址T2第一次调查简报》,认为该桥址当为沣河桥址。此后,辛德勇同志在《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一文中指出:“如果按照上文所论把便桥定在今两寺渡一带,那么出长安城便门后一直向西到渭河便门桥,这一路就确实要比中渭桥一路迅捷。然而若是将沙河1号古桥定为西渭桥,那么出汉长安便门后要向南回绕8里左右,才能通过便门桥,再返折向西北。不仅南辕北辙,令人不解;而且与原来的中渭桥路相比,两条道路的回绕程度也大体相同,没有什么“易直”可言了。因此,从交通作用方面来讲,把汉代的西渭桥定为沙河1号古桥是很不合乎情理的。按照上文所定唐西渭桥的位置,即今咸阳市东南,从三桥向西北过西渭桥入咸阳城,道路是十分顺畅的。可是假如把西渭桥定为沙河2号桥,那么从三桥赴咸阳也要向南回绕8里左右,再陡折向北,舍近求远,这在情理上是无法解释的”。后来,西北大学教授李之勤撰文也对汉唐桥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沙河古桥遗址……应当优先考虑的对象是沣河桥,汉唐漕渠上的桥梁或与漕渠有关的水利设施。……当然,除了以上各点之外,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1996年,咸阳市文物局副局长曹发展撰写的《渭桥沣桥辨》一文,也可以说是这一学术论争的继续和深入。他指出:“汉唐时期的渭河河床不在今日发现的沙河古桥处,即资村、西屯一带。汉唐时期的‘西渭桥’均架设在渭河上的桥梁,它只能在汉唐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