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诞生： 1980年代韩国的流行音乐与城市地理.docVIP

主流的诞生： 1980年代韩国的流行音乐与城市地理 有关韩国流行音乐的研究或话语需要从城市地理的角度重新考察，尤其是首尔地区。1980年代韩国流行音乐的制作与传播，是地理性流动的。当老城区(明洞、钟路和光化门)因为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再)发展政策开始衰落的时候，不同的地点作为音乐多样性的场所开始兴起。本文关注了汝矣岛、二村洞和永东(现在的江南)一带，即所谓的汉江沿岸地带，如何作为主流流行音乐制作和传播的新中心而运作。这不仅包括各类主流音乐类型和风格的发展过程，也包含“大学歌曲”(即“校园歌曲”)的收编过程，这些都由1980年开始引入的彩色电视广播大量传播。与政治当局控制流行文化的误解相反，广播电视产业虽然被当局审查，但仍以其自身的、有选择性的方式，积极投身于发展和推广音乐及其他相关娱乐。总之，本文认为，流行音乐的历史可以藉由联系自1970年代至今的城市规划的特定模式而构建。 流行音乐;城市地理;韩国;地点 一、 引言 西方音乐中有关音乐与地点的话语似乎主要关注次国家级，即城市、城镇或乡村的本土声音；非西方流行音乐中的本土领域，包括亚洲流行音乐，则倾向于被等同于“国家”音乐——日本、中国、韩国，等等。因此，有关亚洲流行音乐的研究常常与国家认同问题紧密联系起来。 然而，韩国音乐中的地点问题能够且应该被以另一种方式概念化，既不是与国家划等号，又不是完全脱离它。可能其他亚洲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这意味着韩国“国家”流行音乐的历史需要通过城市地理的棱镜重新考量，首尔地区尤其应受到关注。 在进入更细节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先讨论研究的时间段。粗略来讲即是1980年代，那时韩国正从威权国家转型成民主社会。简单来说，那是一个政治剧烈动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韩国不仅有三位总统，更有三部不同宪法和三个共和国先后更替。其中有一次针对总统的政治暗杀，一次军事政变，两次大型民众起义和无数的反政府游行和集会。 上溯至1970年代中期，政治权力机构都集中在老城区中心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包括青瓦台、首尔市政厅、国民议会、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然而，自1970年代中期以后，大部分权力机构因首尔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而离开了老城区，并搬迁至多个不同地方。除了青瓦台和市政厅保留在原址，其他所有机构都搬迁至他处，即国民议会搬迁至汝矣岛，最高法院和检察院搬到江南的瑞草，还有许多行政机关搬迁到首尔市郊的果川。 权力迁移并没有结束。文化生产和媒介权力机构也搬离了原处，流行音乐亦然。简单说来，流行音乐生产和传播的中心枢纽从日渐破落的老城区搬迁到正蓬勃发展的汉江沿岸。在详细分析这些变化之前，我们应了解这一时期之前的情况。 二、 流动的首尔与文化政治的不同地点 1964年，随后成为地下乐队the Add4灵魂人物的申重铉(Shin Joonhyun)(1938—)唱道：“美丽的女孩走在明洞的街上/她在紧随着谁？/我想与她一起走。”1973年，李璋熙(Lee Jang-hee)(1947—)唱道：“昨天，我走在瓢泼大雨的钟路/独自一人，没有雨伞/我遇见了一位老同学/他问：‘你疯了吗？’并大笑起来。”在韩国流行音乐先锋所创作的这两首歌里，明洞和钟路的街道成为充满朝气的年轻文化的场所。它们是年轻人休闲和娱乐的聚集地，所以可能遇见美丽的姑娘，或某个老朋友。 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是韩国流行音乐“失落与黄金”的时代。以改编美国流行音乐和部分欧洲流行音乐风格为始，“地下音乐”和“乡村歌曲”两种类型引领了创作变革，成就了成百上千的有志音乐青年和全心投入的业余爱好者。这两种类型在1970年代前半期轰动一时，为快速发展的年轻人导向的流行文化提供了真实的(defacto)原声。 明洞和钟路，与邻近的武桥洞、光化门等地区一起，被赋予“市中心”的称号。年轻人对文化声望的争取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为对中心区的占领。在流行文化中，热衷灵魂乐、乡村乐、迷幻摇滚等前卫国际趋势的艺术家在这一地区的音乐咖啡厅、现场沙龙以及夜店等地方表演文化仪式。那里还聚集了流行音乐的中间人，如唱片制作人、电视和广播制作人、报纸和杂志记者以及音乐沙龙DJ。 然而在本文的语境里，更重要的是威权政府的谋划导致了流行音乐悲惨地过早消亡。1975年，愈发偏执和渴望权力的朴正熙政权开始打击蓬勃发展的青年文化图景(Shin Sawangchot, 2006)，乡村音乐首当其冲。打击始于所谓的流行音乐净化行动，并以不为人知的大麻管制行动收场，很快地将这一繁荣图景扼杀(Kim Shin, 2010)。 1975年以后，国家对流行音乐的审查和控制成为常规。对录音的事先审查和对广播的后期审查相结合，形成了对录音音乐的强大控制机制。同时，有关公共演出、消防以及食品卫生的法律实施限制了音乐现场表演。由于这些机制轻率和持续的实施，市中心的公共文化空间迅速萎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