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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藏经》与中国古代印刷术 汉代以后，佛教从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通过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和融合，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佛教与儒、道并称为“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 对于佛经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来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以大月氏使臣伊存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三国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说较为可信。伊存虽尊印度传统口授,景卢却依中国习惯笔录。因此,这部《浮屠经》是第一部成文的汉译佛经。也就是说,佛典的传入与佛教的传入最初是同步进行的。佛经经过历代翻译流布,数量日益增长,至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时,汉文译出的经论已达2278部,7064卷之多(但是实际存下来的只有1130部、5066卷)。这些经论的翻译多数是在东汉至隋唐时期进行的。中唐以后,译经数量逐渐减少。随着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在意识领域中,佛教先是被等同于“黄老之术”,后来又成为玄学的附庸,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佛教发达,故使经典勃盛。“隋唐藏经之所,想遍天下,文集中常见藏经序文,方志中所记寺庙常有藏经之院。”1佛教典籍是佛法的结集与代表,所以受到佛教徒的高度追求。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在谈及藏经时称“历代精舍,能者藏之,方之兰台秘阁,而不系之官府也。五都之市,十室之邑,必设书写之肆。惟王公达于众庶,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