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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院省级重点学科课程汉语言文献学的认识 《词典》在中国修词史上的里程碑，对积极修词的看法具有独特的见解。陈望道先生说:“积极的修辞,却要使人‘感受’。”(《修辞学发凡》)他总结了38个辞格,陈望道先生及后来修辞学者强调的都是辞格的特定表达作用。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修辞学者不满足辞格的研究停留在模式的总结和表达效果探求上,而把眼光投向辞格的认知功能的探求上,辞格的认知性研究逐渐被关注起来。我们认为对辞格的认知性研究是有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有学者试图另辟蹊径从使用意图的角度来研究辞格。语言是人类心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修辞重视心理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分推崇则是不可取的。刘大为先生在《比喻,近喻和自喻——辞格的认知性研究》一书中认为,辞格的表达效果由其语言格式决定,语言格式由使用意图决定,一切修辞格研究应从使用意图入手。由此,他将比喻分为四类:认知性比喻,形象性比喻、说明性比喻、命名性比喻。我们认为,刘大为从使用意图角度将比喻分类,当然有其积极的探索意义。然而,这种划分是不是科学,我们认为还是有商榷余地的。 刘大为对认知性比喻是这样界定的,“认知性比喻”的使用意图是为了表达变异的认知经验。如“潺潺的头发流遍全身”(江河《向日葵》),这里作者感受到的头发已经成为液体在全身流淌。为了表达这种变异的认知经验,作者让头发接受“液体”这一不可能特征,这样的比喻被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