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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汉籍交往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历代古籍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和灿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而且在公元年之前也通过了该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传播到了国外。东亚是最发达的国家，其文明种子在未来将传播到国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深远。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先生曾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象碱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见1963年3月16日《光明日报》)一般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虽都以公元三世纪百济(在今朝鲜半岛)博士王仁将《论语》进贡应神天皇作为中国典籍传入日本的最早纪录,但我国在古代已传说日本有真本《尚书》,是由奉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的徐福带去的,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就有“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之句,想必不会全是无稽之谈。近年来,中日两国都有一些史迹发现,经不少专家研究,认为确有徐福其人其事,如果将来能掌握更多的证据,则汉籍东传史的滥觞就可比现在的通行结论提前500多年。但不管怎样,即使从公元三世纪算起,中国典籍之东传日本也毫不夸张地可谓源远而流长了。日本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的中国典籍(其中有些在中土失传已久,尤足珍视),后来还衍生出了和刻本、国字解本、注释本、抄译本、翻案本等等,此外尚有大量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汉文著作。对东传汉籍和日本汉籍的研究,无疑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乃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当代的新高度、新视角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以及与日本文化的血肉联系,其意义不容低估,可从某一侧面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崇高事业作出自具特色的贡献。 近年来,东传汉籍的研究正日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从1989年起开展“中日汉籍交涉史之研究”,整个课题分“中国汉籍与日本文化”(前期)和“日本汉籍与中国文化”(后期)两个相互衔接的部分。参加本课题研究的,中国方面除杭州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等,日本方面有关西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明治大学等。这个课题被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确定为1990年度国际科研项目。中心为开辟学术园地,决定陆续编辑、出版《日本文化研究丛书》,特聘杭州大学校长沈善洪教授任中方顾问,日本思想史学会名誉会长石田一良博士任日方顾问,主编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副教授担任,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日常编务。其中首部推出的《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乃课题前期成果的汇编,已于1990年12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分平装和精装两种本子刊行。本书由杭州大学陆坚教授和王勇副教授主编,共收载中日学者研究论文17篇,计27万字。书中论文围绕着“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这一主题,内容涉及东传汉籍的诸多方面,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学术价值颇高。 本书中的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概述性的论文,包括严绍徽的《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一中国文化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研讨》、[日]大庭脩的《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王勇的《汉籍东传诸说考辨——从文化交流的视角考察汉籍在东亚的流播》、[日]大庭脩的《江户时代末期的舶载中国书籍与日本》等4篇。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的严绍先生系国内研究东传汉籍的著名学者,近年受聘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学”首任客座教授、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客座教授等,多次东渡扶桑,遍访东瀛秘籍,汇成《日藏宋人文集善本七百种》等,并在《古籍整理与研究》、《书品》等处刊布有关文章多篇,大开国人眼界。严先生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东传日本的轨迹》一文中,按照古代日本文化依次递进的发展阶段(飞鸟奈良时期、平安时期、五山时期、江户时期),考察了中国文化以文献典籍为载体东传日本的基本轨迹。全文内容充实,多所创获。如日本学者往往认为中国的文献典籍是在佛教向日本传播的过程中,由僧侣们首先传入的;一部分中国学者亦持有这种观点。严先生通过详密考索,认为在飞鸟奈良时代,人种交流乃汉籍传入日本的主要渠道,令人耳目一新。严文视野宏阔,立论深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性意义。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庭脩先生的《关于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一文,分“室町时代以前”和“江户时代”两个部分,对东传汉籍的研究方法作了论述,同时考究了这方面的研究资料。本文具有指点门径的作用,于有关研究者颇有参考价值。 第二大类是关于某一类型东传汉籍的论文,有[日]德田武的《中国讲史小说与日本通俗军谈》、[日]德田进的《二十四孝在日本的传播与衍变》以及屠承先的《汉文佛典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等3篇。杭州大学哲学系屠承先副教授的论文,按照日本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具体阐述了汉文佛典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本文在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