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小径鹿鸣》主题之争.docxVIP

《诗经小径鹿鸣》主题之争 关于《雅鲁明》这首诗的主题，有两种对立、相互渗透的观点，或认为诗歌为美诗或刺诗。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首诗的创作。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1 《鹿鸣》作诗者之意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周朝自周公制礼作乐就非常重视礼乐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但凡重要的场合必定行礼合乐。据《仪礼》,诸侯、士大夫举行乡饮酒礼和燕礼等大型宴饮活动时都要由歌工歌唱《鹿鸣》来助兴。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三章皆以“鹿鸣”起兴,以和谐悦耳的鹿鸣声营造了一种热烈而又和谐的宴饮气氛。群臣的喜悦之情,宗族的团结之谊得以体现。 《鹿鸣》是一首宴饮诗,其主旨“宴饮”也即作诗者之意。陈启源《稽古篇》曰:“《序》云,燕群臣嘉宾也。此言作诗之本意。”作诗者之意就是指诗歌创作之初,作者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情境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表达的主题。相对而言,还有用诗者之意,即诗歌在创作形成以后,由于时间的推进,其用途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彼时的诗意便脱离了诗本意,而是用诗者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或是时代、社会的需要对诗的本意有所拓展,抑或是完全改变了诗的本意。所以,胡承珙在《后笺》里说:“若夫升歌合乐之美,则就诗之用乐而言,非作诗之本意也。朱子见《仪礼》、《学记》之文,而改训之曰:此燕飨通用之乐歌。……此诗本为燕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正是由于用诗者之意,《鹿鸣》被用于了各种场合,而不只独限于燕群臣。唐朝时,《鹿鸣》成为宴饮州、乡贡士的必唱之曲。这一仪式绵延至清,演化成了朝廷招待新科学子的大型联欢宴会——“鹿鸣宴”,目的就是想借助《鹿鸣》温馨的审美情感魅力强化君王与学子之间的关系。 《鹿鸣》的主题即如上文所析——“宴饮”,但对于这个和谐主题所表现的意旨却有争议。关于这一点,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是以司马迁、高诱、陈乔枞等为代表(1),他们认为《鹿鸣》是创作于西周晚期大臣批评朝政的讽刺诗,反映了作者不满诸侯举行宴饮不招群臣的“失礼”行为的埋怨情绪。魏源亦认为此诗为刺诗,有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此诗作于西周盛世而非衰周(1)。另一派如郑玄、孔颖达、朱熹、姚际恒(2)等是从正面肯定了诗的积极和谐的主题,认为《鹿鸣》是西周初期歌颂君臣同心同德的作品,并非衰周时期的讽刺之作。对于这两种说法,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它的鼓励群臣团结的意义,认为《鹿鸣》不是刺诗,而且这一说法也更符合诗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意蕴,同时也和其用于热烈欢快的宴饮场合的气氛相一致。然引起美刺之说争论的根源还是在于对《鹿鸣》作诗时间的不确定,持“刺诗”之说的多半认为是作于衰周,而持“美诗”之说的则认为当作于西周初年。 究竟《鹿鸣》作于何时,又是在何种背景下产生的呢? 2 《鹿》诗的创作时间 2.1 《行重构成》是早期宴饮诗的较表现的表现之一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行有是非。”《鹿鸣》亦是有感于当朝的时势而作。诸侯朝见天子的时候,天子会设宴招待,对于同姓诸侯,在祭祀祖宗之后,还会留在寝宫中“宴私”,以发扬亲亲之谊,达成团结之旨。每当这时,诸侯便作诗颂美天子,天子亦作诗答谢诸侯,因此便产生了许多的宴飨歌,颂美歌。实则,宴饮诗还和政治利益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一功能并非生而有之,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逐步产生的。早期的宴饮诗如《行苇》、《常棣》等所宣扬的是享以合欢、尊老议事、选贤习射等原始功能。 《行苇》,《毛诗序》云;“《行苇》,忠厚也。国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亲亲、尊老、敬贤的思想。诗中开篇即言“亲亲”:“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意思是:王之族亲不要疏远要亲近;中间两章写设宴款待宾客,并在席中安排射礼,体现选贤习射之意;末章以“尊老”结束全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寿考惟祺,以介景福。”这都表明《行苇》是当属于早期的宴饮诗。又,《行苇》中用了大量的诗句描写祭品的丰盛,宾主间献、酢、酬的情景以及席间的射礼,诗文第二、三章即如是(3)。形象化的细节描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热闹、欢快的宴饮就拉开了帷幕。这种具像化的描写也是符合早期宴饮诗的特点的。此外,从全诗的用词来看“泥泥”、“戚戚”、“或歌或咢”、“序宾以贤”充满了平和之气,而并无体现幽、厉时的衰败现象。可见,此诗并非为乱世之作,那么至少在西周中期或更早。 宴饮诗逐步发展,到了西周中期约周穆王时,对燕礼尤其重视。由此,燕礼的功能也有所转变,更加强调的是等级观念及宗族团结。 《毛诗序》云:“《鹿鸣》,宴群臣嘉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