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骈文到散体式汉初骈散之分途及其政治与文学功能.docxVIP

从骈文到散体式汉初骈散之分途及其政治与文学功能 古代的文学体系正式建立于魏晋南北朝。然骈、散体式之酝酿, 应肇始于先秦;二者分途之酝酿, 则发端于西汉。朱一新有云:“西京之文, 莫盛于两司马。史公源出《左》、《国》, 长卿源出《诗》、《骚》, 皆以气为主。气有毗阳、毗阴之分, 故其文一纵一敛, 一疏一密, 一为散体之宗, 一为骈体之宗, 皆文家之极规。班、扬多学相如, 崔、蔡学班扬, 而气已渐薄, 遂成骈偶之体矣。”1追本溯源, 导源浚流, 考察西汉骈、散之酝酿及其分途, 对于把握魏晋文笔的确立与骈体文的进一步发展, 不无启示。 一、 史传地位提高是六艺书籍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又一以贯之,提出了“又说” 骈、散的正式成熟与定型, 时代较晚, 但其早期酝酿应该不会太迟。多数学者都认为, 先秦是骈文的发轫阶段;秦至西汉, 则是骈文的形成时期2。这无疑是有道理的。骈体之零星排偶句式, 多散见于金文箴铭、先民俗谣民谚及经传、诸子著作中。散体之文, 其流传荦荦大端, 班班可稽, 然细考之, 不外乎史传与诸子二体。《尚书》、《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 及后世发现的《逸周书》、《竹书纪年》等, 皆属史传之体3;《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皆入诸子之列。从产生的时代分析, 史传之体的产生相对较早。《孟子·离娄下》有“晋之《乘》、楚之《梼杌》”, 《墨子》佚文有“百国春秋”, 可证。但是, 史传或者经艺之文, 在当时皆非民间之士所能习得。诸国史书多由史官修纂, 孔子撰《春秋》, 方开私家编修之事。而《六艺》乃“王教之典籍”, 其世间流传恐亦不广4。春秋末年以降, 诸子散文兴起。语录体之《论语》、韵文体之《老子》, 代表了两个不同特色的散文体式:前者散而不乱, 后者微挟骈意。 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各具文学特点。前者文辞简括、语气疏宕、结构放纵, 叙事多笔法精奇、从容不迫。如柳宗元称《国语》“深闳杰异” (《非国语序》) , 刘熙载称《战国策》“沉而快”、“雄而雋” (《艺概·文概》) ;萧颖士称“于《左氏》取其文, 《穀梁》师其简, 《公羊》得其覈” (《赠韦司业书》) ;刘知几称《左传》“其言简而要, 其事详而博” (《史通·六家》) 等等。诸子散文则文辞富赡、语气促迫、结构缜密, 叙事多语繁意复, 说理畅达, 声调铿锵, 句式排奡。刘熙载《艺概·文概》称孟子之文“至简至易”、“集义养气”、“析义至精”, 称荀子之文“大要在礼智之间”, 称庄子之文“寓真于诞, 寓实于玄”、“法断续之妙”, 往往“意出尘外, 怪生笔端”;列子之文辞类庄子, 而“文章蹊径好尚”至此而一变;韩非之文“锋颖太锐”等等1。史传散文与诸子散文的繁茂, 充分说明了先秦时期文体的日趋丰富与文章风格的日益多样化, 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即称其由先秦散文获益良多:“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 参之《孟》、《荀》以畅其支, 参之《庄》、《老》以肆其端, 参之《国语》以博其趣, 参之《离骚》以致其幽, 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 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 战国游士之风的兴起, 对于“先王之法”的六艺典籍具有一定的倾覆作用。这使六艺神圣色彩消淡的同时, 反而使其文学色彩转浓, 从而使史传散文具备了与诸子散文分体的文学条件。顾炎武有云:“春秋以后, 游士日多, 《齐语》言桓公为游士八十人奉以车马衣裘, 多其资币, 使周游四方, 以号召天下之贤士。而战国之君, 遂以士为轻重, 文者为儒, 武者为侠。呜呼!游士兴而先王之法坏矣!”3六经典籍与史传散文的消长关系, 于此可揆其崖略。具体到诸子内部的文学差异来说, 诸子文学风格各有不同, 如儒家“尚理”, 道家“好奇”, 法家“重实”, 名家“重辩”。是以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称:“秦汉以前, 儒家者有儒家之本色, 至如老庄家有老庄家本色, 纵横家有纵横家本色, 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本色。虽其为术也驳, 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4然总起大略, 还是有其共同的一面, 此即唐顺之《董中峰文集序》所谓为文之“无法之法”:“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 而未尝有法, 法寓于无法之中, 故其为法也, 密而不可窥。”5当然, 道、墨、名、纵横家诸说虽各异, 实皆与孔子一贯提倡的“尚理”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洪迈称:“张文潜诲人作文, 以理为主, 尝著论云:‘自《六经》以下, 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 大抵皆将以为寓理之具也。’”6 诸子百家之所以没有继承史传散文的文学特色, 而是自辟蚕丛, 创造了独具一格的诸子散文, 与其时代要求及史传散文的特点不无关系。战国中期以降, 游士崛起, 国君多信从纵横之士逞辞之说, 喜欢铺张扬厉、文采焕然之作。而史传散文多简括疏略, 擅长叙